四省布政司的冷汗登时就下来了。

“歙贼”居然嚣张到了这地步，当年倭寇也没这麽厉害啊。

这下子，真正是江南震动，诸省哗然。谁能想到，徽州府出了这麽一个厉害的县，敢和整个江南单挑。在那几天，“歙贼”风传江南，人人闻之色变，充满了黑色幽默的荒诞。

南京方面不是傻子，眼看整个东南都震动了，大为不满，责令徽宁兵备道尽快查明这“歙贼”到底是怎麽回事。

徽宁兵备道有维持地方治安的职责，闹到这个地步，他们自然也坐不住了。副使冯叔吉赶紧率先做出反应，连发两道安民告示。

先一道语气严厉，让民衆各自回家，“如有随途跟走，群呼类引，嚷乱有声者，即系恶少棍党”。后一道语气柔和，说冯副使準备巡看五县，仔细倾听百姓呼声，不过天气太热容易中暑，大家可以不必远道迎接，留几个人问话就是。

这不是客套话，冯叔吉真的亲自赶到徽州，还带着不少兵马。他一是巡视五县，弹压民乱；二是要查明“歙贼”的真相。徽州府也赶紧发出禁约，禁止六县民衆互相仇视伤害，否则严惩不贷云云。

至于应天巡抚，他正忙着给那些受惊扰的外省衙门解释，南京没事，徽州也没有乱贼流出，大家不要惊慌……

无论徽州府还是兵备道，此时的态度都还好，只是温言劝慰老百姓别误会，并没摆出一副赶尽杀绝的嘴脸。可熟悉官场的人心里明白，这只是因为官员们要尽快平複乱局，等事态平息，就要秋后算账了。

一直到这时，五县里的乡宦们才意识到，这回可能有点玩大了……

起初五县闹事，这些乡宦一直在背后推动，希望借此施压，可民心一起，就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了。

休宁县有位乡宦叫汪文辉，在当地极有地位，官至尚宝司卿，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最初也积极支持五县维权，可到了这会儿，他觉得不对劲了。汪文辉紧急联络了几个有力之人，说这事得往回收，咱们是维权，不是谋反，真闹大了，有理也变没理了。

汪文辉连忙準备了一份揭帖，上书徽州府，语气恳切地解释说五县并不打算闹事，只是被逼太甚，民心不稳而已，外头传言什麽遮道殴打、竖激变旗什麽的，都是谣言，我们跟舒推事感情好着呢！

他的文笔颇佳，一边解释，一边还不忘告状：“今各县愤激，事实至此，衅孽始萌，犹可杜息。其指斥之实，惟知切齿于殷门；其号呼之状，惟欲求申于官府，其迫切之情，惟欲求通于君父。”

三个排比，层层推进，既把暴乱这件事洗得干干净净，又指出乱源在于殷正茂这个王八蛋——我们是反奸臣不反皇上，是大大的忠臣。

有他带头，其他几县也纷纷上书，调门一致降低，都态度恳切地表示：小民只是惊慌失措而已，只要大老爷把丝绢税改回去，我们都是顺民。

乡宦们的呼吁，让民间的热度慢慢降了下去，然后朝廷的脾气就上来了。

七月二十日，这次不是兵备道，而是更上一级的巡抚都院气势汹汹地发出安民告示。这次的口气截然不同，没有含糊地称“五县”或“六县”，而是直接点了休、婺、祁、黟、绩五县的名，杀气腾腾地表示：

“如有一县一人敢倡言鼓衆者，先以军法捆打，然后问遣，决不姑息。”

耐人寻味的是，与这份安民告示一并送达徽州府的，居然还有一份兵备道捉拿帅嘉谟的公文。

在这份公文里，逮捕帅嘉谟的理由特别值得一读：“以歙县津贴之费，输纳冠带，夸张梓里，以致五县居民愤恚不平，哄然群聚。”你这是诈骗歙县百姓的公款，去给自己买冠带荣誉，还到处显摆，这才导致了五县民衆闹事。

这些钱有多少呢？一共四十两。

看得出来，上头为了尽快平複乱局，只能拿帅嘉谟的人头来安抚五县民衆了。你没罪，也得挑出点罪过来——可是，帅嘉谟一手促成丝绢税改革，这个立场是经过圣旨确认的，从这里实在挑不出毛病。兵备道憋了半天，只好胡乱找了个理由，说他挪用公款买冠带。

谁让你小子到处显摆，惹出这麽大乱子，不收拾你收拾谁！

于是，这位一心为歙县谋利益的英雄，稀里糊涂地以诈骗罪进了监狱。

当然，帅嘉谟在牢里并不寂寞，因为没过几天，巡抚都院发出数份公文，点了五县里闹事的一群首恶分子的名字——程任卿、程文烈、何似、吴大江、程时鸣等几人都在名单里，要追究他们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