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政司拿着这个回複，又去找杨正魁谈，“谈”的结果自然不尽如人意。布政司不敢擅专，把这事上报中央，询问该怎麽处置才好。

这次上报，正赶上张居正去世不久。万历忙着搞清算，内阁无暇顾及别的，遂给了一个敷衍了事的批複：“石耶土司，照旧例酉阳宣抚。如再抗违，重治不饶。”

这种软绵绵的批複，对下面简直毫无威慑。石耶洞就这麽赖在重庆卫的名册上，谁也拿杨正魁没办法。

一直到三年之后，朝局稳定了，朝廷才想起来秋后算账。这次出马的是重庆卫的两名指挥，他们带着兵，强行把石耶洞的黄册改回去。

到了这地步，杨正魁仍不肯服软。他拒绝在黄册上签字，反而派了弟弟杨正敷去重庆，贿赂了另外一个指挥刘光先，让刘光先出具证明，证明石耶洞实属重庆卫。这份证明送到后湖黄册库，主官都疯了，见过造假的，没见过这麽嚣张的造假。

后来杨正魁这事怎麽样了，史书上没提，但八成不了了之。朝廷对这些敏感地区的态度，一向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安抚比讲理重要，当地土司也心知肚明。数年之后，同样是土司出身的杨应龙看透了朝廷虚实，便在酉阳更南边的播州掀起了一场叛乱，规模之大，和西北哱拜叛乱、日本入侵朝鲜并列为万历三大征。

杨正魁一案，是掀在明面上的黄册弊端，充分暴露出了各级官衙互相推诿的禀性。

有人对这种现象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描述：“或任凭里书人役假公科敛，迁延作弊；或系差人领解在外，将罪赎银两挪移侵欺。州、县正官既不暇亲理其事，而委之佐二首领。该道监司又不肯时行比较，而视为故事虚文。一遇升迁，则云原无瓜代之期，公然而去；问之接管，则云此系前官之事，与我无干。彼此推诿，上下因循。”

可见黄册的执行机构，基本上已经瘫痪了。没人把它当回事，除了会用驳费创收之外，已经没有任何用处。

张居正虽然倒台，可他留下的政治遗産，让大明结结实实地续了几十年命。在万历后期、天啓和崇祯三朝，后湖黄册库一如既往，时时上疏，呼吁严查黄册弊端，朝廷也煞有介事地下文训诫。不过无论皇上还是满朝臣工，包括黄册库自己，都明白这只是刷刷存在感，并没有什麽人当真。

黄册地位跌落至此，地方上攒造时的态度自然更加虚应故事，胡乱敷衍。

明清鼎革，到了顺治十三年（1656年），户部尚书孙廷铨向顺治皇帝彙报天下户籍情况。顺治问他，是否搜集到了前明黄册户籍文件？孙廷铨苦笑着回答说，他搜罗到一些府县在崇祯十五年攒造的黄册，里面的户口和数字，居然是原样照抄洪武年的册籍，一模一样。

这些官员连基本的户籍调查都不做了，随便複印了几份老档去应付差事。敷衍至此，可以想见崇祯后期，地方管理混乱已到了什麽地步。

更有趣的是，孙廷铨还找到一本黄册，上面赫然写着“崇祯二十四年”字样。这说明地方官府已经懒得每十年造一次了，索性一次把未来几期的都造完搁着，到了时间再交。

孙将这种做法幽默地称为“遥度”。可惜那些官员“遥度”得还不够长远，大明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就亡了，这本崇祯二十四年造黄册，变成了一件充满讽刺意味的死亡物证。

大明就好像是一个动脉硬化的病人，因为长期贪婪地吃油腻食物加酗酒，身体各处血管已变得狭窄无比。血液壅积于中途，无法送至中枢。张居正的改革，是在血管里做了一连串支架，暂时保证心髒获得足够供血。可是他没办法改变大明暴饮暴食的习惯，也无法逆转血管劣化的趋势。

时间一长，血液越发油腻，血管越发脆弱，梗塞点越来越多。到最后，就连支架也没什麽效果了，只能靠“三饷”之类的举措像打吗啡一样疯狂透支残存的生命力。

到了这个时候，无论阉党还是东林党，谁当权都无关大局。祸因早种，积重难返，大明的覆亡实际上是一次系统性的崩塌。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久病的大明王朝突发心肌梗死，死于煤山之上。这是一个意料之中的悲剧。

北方的天子已经自缢而死，而后湖黄册库的命运还没彻底终结。

在崇祯缢死的这一年，后湖黄册库的规模已经达到了册库七百间，遍布于后湖诸岛之上。从洪武十四年至崇祯十五年，一共攒造了二十七期，历代累积黄册一百七十九万七千册，达到了历史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