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官府的徭役可不光是十年一轮的正役，每年各种杂泛之役和临时之役十分繁重，基本上应满一年得脱一层皮。

里长压根不搭理他。高十要去县里上告，可县里直接驳回了——想告状，先跟你们里的乡老商量去。可乡老和里长是穿一条裤子的，高十站在原地，陷入了无边的绝望。

这时王叙笑嘻嘻地过来，说你家田地反正也没人种了，不如卖给我。高十哪里肯卖，可不卖家里就要饿死了，只能忍痛交割，自己别无选择，只得沦为佃户。

王叙不光逃了徭役，还得了良田，贪心更炽，连下户的徭役都干脆不想服了。他又一次找到户房主事，把本里黄册涂抹一番，把应役次序给改了。

咱们前面说了，里甲应役是十年一轮，每一年都有一甲轮到徭役。王叙家本该是乙年服役，被主事一改，和丁年服役的刘九对换了一下。刘九想也没差别，就同意了，乙年去应役。结果到了丁年，主事又改了一次黄册次序，把王叙家改回乙年，刘九赫然还得服一次役。

刘九大惊，想要抗辩，可想到高十的遭遇，只能忍了。王叙家就这麽舒舒服服地埋没土地、避开了税赋徭役，把负担飞洒给了其他贫困人户。

这个故事虽然是虚构的，可在大明时时刻刻都在发生。万历二十五年，宜兴知县秦尚明愤怒地说：“十五之中，上户诡为中户，中户诡为下户，甚者上户竟等下户，而下户更过之。以贫民而代富民之役，奈何能均。”

“奈何能均”四字，当真是触目惊心。张萱在《西园闻见录》里感叹道：“田连阡陌者诸科不与，室如悬罄者无差不至。”正是这麽一番景象。

王叙的故事还没完。

他家坐拥大批良田，又不必有负担，财富迅速积累起来。他主动修桥梁、铺民道、立祠堂、开私塾，偶尔周济一下穷人、资助一下读书人，很快就在乡里树起权威。他把家里多余的银钱，放给别人做高利贷，破産的郑八、刘九、高十都不得不来找他，收益比田租还高。

靠着殷实家底，王叙的儿子再不必操心农稼，专心读书，很快考中了状元，在朝为官。王叙家的社会地位再拔高一层，可以光明正大地免除赋税徭役了。而且王家所有的佃户、奴仆，都算作王家私産，不入黄册。郑八、刘九、高十的孩子们，不得不过来依附。

等到王叙的儿子告老还乡，已成显赫乡宦，且与其他官场中人联络紧密。一代一代下来，遂成势力。

在王叙的发家历程中，我们看到：从甲首、里长、乡老这些自治体成员到衙门胥吏，沆瀣一气，和地方富户勾结在一起，把黄册、鱼鳞图册当成私有之物包办，不断把负担转移到贫户身上，形成一整个链条上的腐败，分摊风险和利益。

这在大明有个专门的名目，叫“团局造册”，现在也有个类似的词，叫“窝案”。在大明历代朝廷文书里，几乎都反複提及这个词，饬令各地严查，可见“团局造册”之猖獗。

严格来说，“团局造册”不算一种作弊手段，而是一切作弊手段的前提。大部分手法，都得靠“团局造册”才能实现。

朝廷对此并没有什麽好办法，因为基层不是直管，他们所拿到的数据都是间接的。

比如，你是个现代人，民政局想搞清楚你的户籍情况，一家几口，是否结婚，不用找任何人求证，电脑里随时调得出来；但如果回到古代，你有几个娃、几亩地，县里老爷不可能亲自下乡一户户去数，只能靠里长、甲首、乡老、粮长这些地方自治团体代理人来收集、具保和上报。

换句话说，只要你搞定这些代理人，上头很难查证真僞虚实。

不过这种“搞定”本身很昂贵，底层百姓无法负担贿赂成本，只有王叙这样的乡绅、豪强以及富户有能力做。有钱人越哭越富，穷人却根本没有哭诉的渠道。于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诚如顾炎武所言：“富户操赢以市于吏，有富之实，无富之名。贫者无资以求于吏，有贫之实，无贫之名。州、县皆然。”

除了之前讲的那些，这些人还有很多手段，比如虚报死亡、隐漏资産、改换户籍、虚报灾荒、捏甲做乙、浮收税粮。总之，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干不出来的。每一个手段背后，都是大量利益输送。

甚至连黄册本身，都有大利可图。

黄册的攒造，朝廷是不出钱的，由各地官府筹措资金，这笔钱自然也会摊派到基层百姓头上。很多明代县志里都有记载，一县黄册攒造的总费用，正常来讲多则百两，少则五十两——注意这“正常”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