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今年高考的招生对象原本很明确, 就是起码有两年基层实践经验, 无论下乡回乡知青, 还是青年工人跟解放军, 这条硬杠子都不能破红线, 可问题的关键是今年又有个新问题, 按照总理的指示，北京外国语学院要招收少量的高中应届生，所以今年高三学生也可以参加高考。

如此一来就存在了矛盾，比如说像胡杨这样的有志青年，念到了高二就主动请缨要求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这是积极响应主席号召的，应当被大力表扬，值得鼓励。可如果他去年不这麽做，而是选择继续在学校读完高三，那他今年就刚好能够参加高考，获得招生上大学的机会。

但是因为他下乡了，刚好又只满一年的时间，于是就尴尬的变成了两不靠，不能参加高考。

如此一来，岂不是在说，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的知识青年反而要吃亏吗？那政策不是在打消革命青年的积极性吗？

别觉得这种情况毕竟是少部分，少数要服从多数，只能捏着鼻子吃亏。在涉及到子女前途的问题上，当爹妈的就没人能够凡事好商量。

大家豁出了老命，一定要给自家孩子争取到这次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

别说什麽今年不行明年考，明年就能凑足两年。谁知道明年又是个什麽政策？

从1966年到现在，家里头有十几岁孩子的父母心就泡在了苦水中，个个焦灼的很。

他们就像是在水里头苦苦挣扎的溺水者，只要是根救命稻草，就得先赶紧抓住。

也别说什麽，就算让你们考了也未必能考上的话。

既然如此，为什麽不先让他们的孩子先考了试试？

家长有意见找谁？人民有困难自然得找领导。现在已经没有什麽教育主管部门了，全县大小事务统一归县革委会管理。

于是，本来完全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的廖主任猝不及防下，就叫人堵办公室了。

串联起来的家长们一定要革委会领导给他们的孩子个说法，要是廖主任不松这个口，他们就不回去了，天天睡在革委会办公室。

廖主任焦急上火，感觉这帮家伙实在不讲道理。高考又不是他组织的，哪里轮得到他做决定？

结果家长就拿着招生工作意见抠字眼：考查的内容和方法，各省、市、自治区可根据本地具体情况和专业的不同要求进行试验。

既然如此，他们不找革委会还能找谁？况且招生意见还写得清清楚楚，文化考核由县（市）自己主持。

所以没得跑，这事儿必须得廖主任出面做主。

廖主任自己肚里头就没几滴墨水，叫人这麽打文字官司，没几句话，便败下阵来，彻底绕的晕晕乎乎。

广大学生家长，健壮哪里肯放松，闹得愈发厉害，堵着格委会大门愣是不挪窝。

其中常住人口以女同志为主，这也是现在跟领导扯皮的基本策略。

当官的基本上是男的，对付同样身为男性的扯皮者，他们可以直接动手，把人拖出去。可面对彻底豁出去了的女同志，领导不免要畏手畏脚。

你要直接上手架人，不得了了，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耍流氓，欺负女同志，还是不是革命的政府，还为不为人民群衆当家作主？

你要置之不理，当他们不存在，女同志可以直接在你的办公室里撒泼打滚，抓着农药要喝下肚，非得组织上给说法。

但凡涉及到分房升迁这样的好事情，娘子军起的作用完全就是一片天，而且还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直接把领导逼到厕所都没得上，彻底尿在裤子里头的地步。

基层工作不好做啊，上头的大领导哪里知道他们这些必须得面对普通群衆的革命干部是多麽的不容易。

廖主任叫娘子军们堵在办公室，整整三天，连厕所都没得上。

革委会干部豁出去了，对着办公室外头开天窗，直接提鸡尿尿，意图凭借一腔豪迈之情，直接吓跑女同胞们。

可惜他低估了母亲们的耐受力，为着自家的儿女，长针眼算什麽？她们不仅不羞愤地撤退，还能公然地评头论足，直接点评了一把廖主任的革命本钱。

可怜拼流氓都拼不过女同胞的革委会干部叫这群毫无羞耻之心的家长们硬逼的只能节节败退。

没得法子，当窗提鸡鸡已经是廖主任的极限。中国的大小老爷们儿哪个没有随地小便过。

可他到底还是革命干部，总不能直接蹲在窗台上对着外头解大号。就算他能过了内心这一关，拼羞奋力一脱，他也会被自己屙出去的粑粑活活臭死啊。

再加上廖主任还担心待在家里头养胎的妻子，他都好几天见不到人影，曾经的铁娘子倒是有心杀到革委会救夫，但肚子里头揣了革命小种子的英雄母亲战斗力大幅度下降，廖主任无论如何都不敢让妻子冒这个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