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真不是余秋胡说八道，历史上类似的情况出现过很多次。

比方说五十年代轰动一时的海豹儿事件, 一种被称为反应亭的镇静药物在用于妊娠止吐后导致胎儿畸形, 造成了千万家庭的悲剧。然而在此之前，这种药被当成帮助妇女更好度过怀孕阶段的良药。

人类所有的工作就是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逐步前进的。

只是医疗事业因为直接关系了人类的健康甚至生命, 所以才尤为残酷。

文教授对庆大霉素的了解不算多, 也没有专门做这方面的资料统计追蹤。

跟绝大部分发生不良反应的药物一样, 庆大霉素对患者造成耳毒性损伤, 也难以用药当时就被发现。

尤其是小小孩, 言语能力有限, 根本没办法正确表达自己的感受，很可能等过了好长时间之后，家长发现小娃娃学说话比别人迟或者反应比旁人慢，才意识到不对劲。

即便如此，因为医疗条件有限，家长也未必发现是孩子耳朵出了问题，有可能会当成使孩子智力发育不佳，天生是个傻娃娃。

就算家长意识到孩子的耳朵不行了，再带着小娃去医院看病，那他们选择的就诊科室常规也会是耳鼻喉科，与他们第一次就诊用药的儿科不搭尬。

大部分人又没有保存医疗资料的习惯，孩子先前具体就诊情况，耳鼻喉科医生往往不知情，这就更加难以意识到孩子的耳聋跟先前用药有关系。

当然，还有个重要的因素，是因为国内缺乏有效的药品不良反应上报制度。这就导致了即使有医生发现二者之间的联系，也难以通过有效渠道积极反馈，然后被专门机构统一收集，进行研究处理，并采取迅速有效的处理手段。

当然，在80年代被大规模发现庆大霉素耳毒性，也有专家提出警告后，直到90年代仍然有不少医务人员给儿童使用庆大霉素，导致悲剧延续，又跟医务人员工作后缺乏长期持续有效的再教育有关。

在医务人员也知道庆大霉素具有儿童智能性风险之后，仍旧还给孩子用这种药，又与经济不发达相关。儿童能够使用的抗生素种类原本就有限，跟它们比起来，庆大霉素药便宜多了。

人在穷的时候，就愿意拿身体健康去冒险，因为毕竟发生副作用的是少数，家长想赌赌自己的运气。

可有的时候，他们搭上的就是孩子的一生。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暂且不在余秋的考虑範围内。

她现在要做的是赶紧拦住庆大霉素，让人们重视它的耳毒性，从而限制使用範围，避免造成持续几十年的悲剧。

王大夫被吓得不轻，面上表情複杂极了，懊恼痛苦以及害怕交织在一起。他想起自己以前也给小孩用过庆大霉素，说不定已经给了孩子造成了可怕的损害，只是他还不知道而已。

“如果你还记得那些孩子的个人信息，那就加以追蹤。”余秋正色道，“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海伦.凯勒，即使是天生聋哑，越早进行特殊教育，那麽对孩子造成的损害就越小。”

事情都已经发展到这一步，后悔是没有用的，唯一能够做的是赶紧想办法进行干预，尽可能帮助改善预后。

不知道现在助听器发展到哪一步了，让听力严重受损孩子们早日佩戴上助听器，有助于他们回归正常社会生活。

听力有多重要，天生的哑巴未必是聋子，但是天生的聋子基本上肯定是哑巴，人类学习语言，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听力。

王大夫在旁边叹气，喃喃自语道：“那发明了这个药是在救人还是在害人呢？”

“当然是救人。”余秋不假思索，“这就好像人们发明了灯泡，但是有人会因此触电一样，不能因为触电就否认了灯泡的存在价值。”

庆大霉素也一样，它有它存在的意义。而且氨基糖苷类抗生素的耳毒性并非不可以降低。

为了提高临床医务工作者上报药品不良反应的积极性，余秋所在的省人医定期会有人来上相关培训课，当时为他们授课的药学教授就曾经提到过庆大霉素的事情。

在氨基糖苷类抗生素的氨基氮上引入烃基，就可以降低此类抗生素的耳毒性。比方说，在庆大霉素基础上衍生而来的1-N-乙基庆大霉素C1a的耳肾毒性就大幅度降低，这种药名为依替米星。

现在国内能够应用的抗生素种类实在太少了，而且还要提防病菌的耐药性问题。如何合理运用抗生素，可真是门大学问。

余秋捏着太阳穴，去找高师傅，他知道自己的要求很过分，仅仅只有一个化学方程式，就想让别人帮忙造出药品来，可是术业有专攻，对于药学而言，她其实是个门外汉，她只能求高师傅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