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脸上挂着自信的笑容，双眼明亮，“我们国家有技术把断手接上去，等到长好以后，病人就能够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继续为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了。”

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也许这个问题随便问一个正规医学院校毕业的学生，他们都能给出正确的解答，完全谈不上有什麽好激动的。

可是现在站在讲台上的是中国的赤脚医生，她只经过简单的医学培训，然后就开始给病人看病了，而且还处理的很不错。

演讲只持续了15分钟，可是后面的提问环节，余秋不晓得究竟已经进行了多久。因为问题一个接着一个，人们明显对赤脚医生表现了很大的兴趣。

赤脚医生是怎麽工作的？赤脚医生的报酬要怎麽算？中国农村农民看病真的不要钱吗？他们是如何实现用这麽小的经济投入取得如此大的卫生事业进步？

王大夫一个接着一个回答问题，越到后面她表现的越自信，脸上的笑容就没有消失过。

直到有人表示疑惑，那麽短的培训时间，医生究竟能学到多少知识？

现在站在台上的赤脚医生也许是其中的佼佼者，做出了很好的成绩。但这不代表其他赤脚医生可以做到如此好，那麽是不是意味着有很多病人被误诊，没能及时得到正确的治疗。

这样的医疗模式如果被推广的话，会不会变成对病人的敷衍？反而让情况更加糟糕。因为病人原本可以选择更加正规的医院，让经验丰富，接受过严格培训的医生进行治疗。

这个问题已经超过了赤脚医生工作範畴，讲台上的王大姐似乎有些不知所措。

没错，这本身就是矛盾所在处。谁也没办法说，赤脚医生比正规医院的大夫水平更高，就连他们自己也从来不这麽讲。不管宣传是什麽样子，赤脚医生都是尊尊敬敬地管正规医生叫老师的。

余秋朝陈团长使了个眼色，陈团长立刻点头，然后跟身边人说了句什麽。

工作人员带着余秋上了讲台，余秋在讲台下握了把王大姐的手，发现王大姐手心已经湿漉漉的。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我也是名赤脚医生，下乡后担任大队的医疗保健工作。”

余秋简单做了自我介绍之后，直接切入问题，“没错，我们必须得承认严格充足的医疗培训对于医生成长至关重要。但是我们还得承认一个更加严峻的现实，也就是这世界上80%的疾病是穷病。

为什麽要找赤脚医生看病？因为赤脚医生是我们发展中国家广大人民用得起能够用留得住的大夫。我们从群衆中来到群衆中去，我们始终是普通群衆的一员。我们拿起锄头干活，放下锄头看病，为我们的父老乡亲提供的最及时也最有效的医疗帮助。

对，这个医疗帮助未必最準确，甚至有的时候是错误的。但这并没有什麽需要被特别诟病的地方。因为医学发展史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犯错，然后又不断积累经验的历史。

数百年前利用蒸发的水银治疗梅毒被认为是最正确的办法。结果水银毒死人更快。

本世纪初，人们利用疟疾来治疗梅毒，同样有人因此而丧命。但是情况好转了，起码有不少病人获救。所以发明这个疗法的医生获得了诺贝尔奖。

况且，我们治疗犯错误的概率并没有想象中的那麽高。因为我们赤脚医生工作场所相对固定，这就意味着本地的常见病多发病也是相对固定的。我们也许没有那麽全面，很多疾病都没见过，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但是本地老百姓容易患的病，我们却心中有数，也知道该如何治疗。

我们解决不了那20%的重病大病，但是帮助了80%的小病常见病，对于我们的父老乡亲而言就是极大的安慰。而当大夫，即便是最顶尖的大夫，也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

我们在病人生病受到痛苦折磨的时候，第一时间出现在病人身旁，就已经给了病人莫大的心理支持。这种支持以及我们所能采用的力所能及的治疗办法可以帮助病人战胜疾病，最起码可以拖延时间，将他们转到更高级的医院当中去。

如果说还有什麽是药品以及手术之外最有效的治疗方法，那就是医生对病人的关心以及病人对医生的信任。这二者，恰好就是我们赤脚医生与我们的乡亲最不缺少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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