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的心中涌现出一种怪异。

她既害怕余教授在情绪激动下会说出什麽过激的话，惹怒了那位领导，可是她也不赞同如此轻描淡写，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她到今天依然不赞同受害者对于迫害要采取大爱宽容的态度。她始终觉得受害者可以不原谅加害者，永远不原谅。

凭什麽要原谅？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如果所有的迫害都这麽轻而易举被原谅的话，那麽文格永远不能让人反思。当然，那些兇手基本上不会反思，即使到半个世纪后还有当年的格命干将们拼命为自己曾经的残忍残暴自私无耻辩解，甚至混淆是非，张口闭口就是他们不需要道歉。

一会儿说文格之乱是文人相争互相倾轧的结果，根本与政治无关，倒霉的被整的也是因为文人相互攀咬的结果。被人驳斥的开不了口，这帮家伙又开始矢口否认先前的说法，改称政治家的主义之争，又岂是文人的争风吃醋可同日而语的。

他们说的煞有介事，仿佛那是新中国最美好的十年。可惜呀，经历过当年的人还没死绝，让他们没办法将大粪僞装成黄金。

在他们的口中，文人根子里头就充满了劣根性，需要被改造。那种高高在上的语气，仿佛他们世上世界的主宰，他们可以随意评判并践踏一个人。真是应该替他们鼓掌啊，因为无知者无畏，人至贱则无敌。

如果一个社会对善良做好事没行过恶的人还要鸡蛋里头挑骨头，恨不得把人逼到圣人的标準；对于那些行兇作恶的人却宽容忍让，充满了慈悲，时时刻刻要求多体谅，那麽这个社会永远没有前途。

这样的社会鼓励的从来不是宽容谅解，而是多多作恶。

余秋擡起头，认真地看着余教授：“爸爸，你不恨吗？你觉得没有错吗？那麽妈妈呢？妈妈又是因为什麽？她是活该吗？活该这麽死掉吗？还是说她选择自杀是在背叛格命呢？”

余教授像是被兜头浇了盆雪水，那冰水当中掺杂的是妻子的鲜血，那股轻飘飘的狂乱顿时一扫而空，可怜的头发花白的男人张着嘴巴半晌说不出话来。

余秋却撇过眼睛不再看他。

对，她非常残忍，可以说是冷酷无情，她不应该往老人的伤口上撒盐。

可是那个可怜的女人呢，那位才华横溢的钢琴家呢，当年她明明可以选择跟家人一块儿离开，去国外过富足优渥的生活。

然而为了建设这个国家，为国争光，为了替国家培养更多优秀的音乐人才，她选择了留下。

等待她的又是什麽命运？

所有人都可以原谅，唯独他——这个女人的伴侣不可以说出谅解的话。

因为那是一条沉重的生命，他没资格，他们都没有资格轻飘飘的说原谅。

余秋从来都不觉得这种宽容是什麽大爱，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哪儿都存在。

从爱情的角度来讲说渣男贱女或者反过来贱男渣女；从亲情的範畴来说，各种在重男轻女家庭成长起来的扶弟魔，绑架自己的小家庭为娘家做牛做马。或者是牺牲自己的小家庭供养原生家庭的凤凰男，不是一直都存在吗？

人类自保的本能会又使他们将所有伤害试图合理化，因为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他们的心灵得到慰藉。

看，没什麽了不起，大家都这样。这种经历没有什麽好被唾弃的，这样才正常。你要是哭哭啼啼，满腹牢骚只能说明你格局太小，缺乏大爱。

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不过在选择自己原谅的同时，不要奢求他人原谅。

地底下的死人当然有自由选择原谅，活着的人就不要当他人之慨，替死人原谅了吧。

对，余秋她是一个偏激的人。她甚至觉得某些判决荒谬可笑，鼓励钱能买命。因为兇手获得了死者家属的谅解（通常是塞了足够的钱），所以法官在综合考虑之下，就减轻了刑罚，真有意思。

精神赔偿原来是减刑工具。

余秋收回了视线，目光只盯着何东胜：“还说了什麽，你们还聊了其他什麽话题吗？”

何东胜有些担忧的看着这对父女，他想开口安慰脸色灰白的余教授，却又一时间组织不好语言。

倒是廖主任无知无觉，压根没有留心余家父女的谈话，只迫不及待地跟余秋炫耀：“主席他老人家问我了，跟我说了好多话。”

他原本最嫉妒的人是当年跟他一块儿造反的另一个厂的头目。

嘿，当初他忙着在县里头控制局势，没有跑去参加他们的串联，结果这帮老小子居然。

去了天安.门，还获得了主席的接见，哎呦喂，那王八犊子，回来以后足足在他面前炫耀了差不多一年，直到被打死了才闭上他那张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