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浑身上下最硬的肌肉就是嘴，其次是自尊心。盛嘉实是今天下午下了课赶飞机过来的，也是风尘仆仆、浑身倦怠，眼看她要上纲上线，一个头立刻胀成两个大，起身扑到床上：“那我们明天换一家呗。今天晚上先凑合凑合，我真的困了，先睡了啊。”

说着当真拉开被子躺下来，头发湿漉漉地压在枕头上，水溃缓缓洇开。陈斐愣愣地坐在沙发上，盛嘉实一动不动地躺着，几乎都快睡着的时候，突然感到身下床铺微动，有人钻进被窝里来，于是伸手一捞，将陈斐捞进怀里。“

她轻轻摸着他的发梢：“把头发吹干了再睡吧。”

盛嘉实这会儿是真困了，胡乱摸了摸她的胳膊，咕哝着说明天再说。

“你不要老是这样对我好。”

他半梦半醒间笑了：“不好？”

“我怎么还？”。

“又不是什么事都要还的。”他低头亲亲她的耳朵，“睡吧。”

不是什么事都要还的。这是盛嘉实的个人哲学，她不相信。

大三下学期，陈斐修了一门宏观经济学的通识课。老师在课堂上放幻灯片，讲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 1957 年出版的著作，《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意思是不存在零成本而能获得的利益，表面上免费的资源或服务，背后往往隐藏着其他收费形式，或由他者来承担转嫁成本。

事事都是要还的。这才是世界运行的规则。

她在六月中旬收到母亲的电话，叫她回家去。

樟县早年纺织机械业发达，随着时代变迁，工业逐渐外流至更南方的沿海城市，工厂拆迁、工人遣散，小饭店赖以为生的纺织厂也在陈斐高二那年搬迁，工人像溃散的蚁群般四散离去，妈妈和继父的小本生意日渐败落，最终在去年年底正式关门。继父去了另一家饭店做大师傅，妈妈在家休息。到今年，她和外婆住的家属楼也要拆了，按面积和人头算大概能拿五六十平，可以拿赔偿款，也可以直接要房子。

陈斐过年没回家，这趟回来听外婆说起来才知道，心里经历了一场小型地震，因为觉得自己过往人生的一部份瞬间坍塌了。

“我的想法，还是拿房子比较划算。"妈一边叠衣服一边说，“你弟弟也大了，男孩子，家里总得准备准备。你叔叔这些年为我们母女也算尽心尽力了，你说呢？”

“但这个房子不应该是外婆的吗？"还有半句话没说，这房子也有她的名字，她不敢提怕被妈说没良心。她很早就背上没良心的罪名了：送亲妈出嫁，干嚎了两嗓子就立刻停下大概是因为觉得好日子就要来了。

妈扶着床坐下，很疲惫的样子：“外婆年纪大了，我们肯定会给她养老，但也要想想弟弟。你当时上高中、上大学、学小提琴，你叔叔拿出的一笔笔钱，他是从来不提，但我都记得的。还有你小的时候，我和你叔叔……"她欲言又止，苦笑着：“人家说结婚是长期的卖淫，现在你长大了，我也算卖到头了。”

前面那段话很熟悉，从小就常听她说：练小提琴的学费是叔叔给的，上大学的学费是叔叔垫的，这笔生活费是叔叔贴给你的。但后面那段关于卖淫的理论倒是第一次听，陈斐不敢说话，内心很震动。她以为妈第二次嫁人，里面应该总有爱，难道一点都没有？她曾经是工厂的会计，穿连衣裙、背小皮包上班，小的时候，陈斐总在家偷穿妈妈的高跟鞋，梦想成为她。是什么吸走了她的生命力？是她的女儿、两任丈夫、还是年迈需要照料的母亲？

一个硕大的债字终于在脑海中显形了。要用什么来还？这是道德的吗？

冥冥之中有一根线操纵着她的神经，陈斐从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这里面是她大学三年以来打工、拿奖学金和补贴、参加竞赛获奖攒下的十万块钱。妈看着她：“干什么？”

“我说过的，欠你和叔叔的钱，我是要还的。”

妈的眼里非常震动，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突然太阳穴的两边凸出青筋，整个人垮了下去，用双手掩住脸：“你真当我是妓女？”

陈斐笨拙地解释：“弟弟也需要钱。”

她摆手：“是我的罪过了。”

从信川坐车回樟县，梅雨季节，一路上阴云密布。公路两侧的树木在高度粘稠潮湿的空气里迅速后移，陈斐坐在公交车的最后一排，包里放着银行卡，是她的全部家当，被母亲拒绝的十万块钱。

车子开进信川，她在市中心的高级商场下车。有售货员围上来，她俯身去看柜台里，指着里面：“要这个。可以写贺卡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