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夏天，她因为小产，病倒了。躺在一扇门板上给抬到庙里来，庙里有一个医疗站，住着些伤兵。王霖很喜欢有她在一起，但是他没有时间可以看护她。近来这一带情形根紧张，最后他们终于不得不仓皇撤退了。

撤退的命令来的时候，是在后半夜。大家顿时忙碌起来，乱成一团。兵士借用的农民的物件，都得要拿去还人家，因为他们的口号是"不取民间一针一线。"到处可以听见他们砰砰拍着门，喊："大娘！大娘！"一个老婆婆睡眼朦胧扣着纽子，战战兢兢来开门。兵士交给她一只折了腿的椅子，或是一只破锅，锅底一只大洞。他向她道谢，借给他们用了六个月。"，

"我们现在走了。不过你放心，大娘！"他安慰他说：

"我们要回来的。"

王霖有无数的事想要料理。他匆匆走回房去，发现沙明挣扎着坐了起来，把她自己的东西收拾起来打了个个小包。在这一刹那间，他心里很难过，不知道应当怎样告诉她，她不能和他一同走。

"路上不大好走。"他在床沿上坐了下来，转过身来面向着她，两只手掌按在膝盖上，放出很威严的样子。"我们要照顾到你的健康，你还是不要动的好。我跟方同志讲好了，让你暂时住在他家里。"方同志是王霖的勤务员。王霖很有把握，方家两个老的一定会效忠于他，因为他们的儿子在新四里，是一个人质。

她缓缓地继续整理东西，但是她终于停止了。仿佛疲惫过度似的，身体往前扑着，把脸埋在包袱上。他知道她在哭。

"你坚强一点，"他说。"这是很普通的事，同志们常常要留在敌后打埋伏。"

"我要跟你一块儿走，"她呜咽着说。

"可是担架不够用。"他急了，终于把真正的理由说了出来。"也没有那么多人抬担架。伤兵总不能不带着走。你一个生病的女人，没关系的。受伤的男人可混不过去。"他自已也有些东西需要整理。过了一会，他再回过头来，她已经不哭了，在那里继续整理东西。已经有喔喔的鸡啼声。油灯的黄光被灰色的晨光冲淡了，透出一种惨淡的颜色。他觉得他们就像是要去赶早班的火车，心里只觉得慌慌的。方同志的父亲和哥哥抬着一扇门板来了，把她搀下床来，给她躺上去，盖上一条棉被。其实天气很热，但是总仿佛病人应当捂着点。王霖弯下腰去，把棉被在她颈项后面塞一塞好，轻声说："你不要紧的。不过还是宁可小心点，快一点好起来。我们就要回来的。"她在枕上微微点了点头，她的脸潮湿而苍白。

"同志!你尽管放心，不要紧的。"那老头子大声说。然而老头子显然心情非常沉重，无可奈何地等待着前途的无数麻烦与危险。他那勉强装出来的愉快的语气，让王霖听着，心里突然有一阵寒冷之感。他站在那里，他们抬着她穿过稻田，在晨星下。军队移到了另一个区域。这已经是抗战末期了，交战的各方面由于极底疲倦，都变得满不在乎起来，谁也不肯认真卖命。往往经过轰轰烈烈的一场大战，一个人也没有死，简直成了闹剧化的局面。无论哪一方一鼓作气，向前冲过来，另一方就纷纷地集体投降；但是一有机会，就又倒了回去。大家就这样倒来倒去，不算一回事。整团、整师的军队，就像一大堆一大堆的筹码一样，有牌桌上推来推去。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然常常有人穿过疆界，带信也很方便。但是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看上去似乎沙明是和新四军完全失去联络了。不知道她出了什么事情。有很多可能。也可能她被发现了；也许有人靠密，把她抓了去，也说不定她的病热又转沉重，又缺乏医药，竟至于死亡。

王霖有一次设法派了一个人去，给方安送了一封信；信是他们儿子写的，问起沙明的下落。方家回说他们把她送走了，因为当地有人认识她，有被发现的危险，所以把她送到距离很远的另一个村庄里，寄居住在他们的一个亲戚家里。但是他们听说她已经自动地离开那里了。

王霖终于得到一个机会，亲自到那里去调查。他化装为一个小生意人，跑到方家听说的那个村庄里，去找他们那个亲戚，叫做赵八哥的。

赵八哥是一个四十岁上下的矮子，暴眼睛，短短的脸，头皮得青青的。头发式样好像是打扁了的。没有下颏，那仿佛也是出于自卫，免得让人一拳打在下颏上，给他致命的一击。

他斯斯文文地穿着蓝布大褂，并不是普通的庄稼人。若要问起当地的木材、蚕桑、茶山、盐运、税收，他无不熟悉，然而仍旧本本分分，十分各气。王霖假装对于木材很有兴趣，是方家指点他，叫他路过此地时候，可以向赵八哥请教一番。赵八哥说得头头是道。他的口才那样好，王霖以为"八哥"一定是他的绰号。但是后来看见他老婆出来了，大家称她为"八奶奶"，方才知道他确是行八。

赵八哥留他吃饭。在饭桌上，做主人的又详细讲解纳税手续的复杂与微妙，沿途有各方面的关卡，又随时可以碰上各方面的军队。这是一个不幸的"一不管"的区域，被日本兵、共产党、和平军、与各种杂牌军轮流蹂躏着。

他们喝了几蛊酒以后，赵八哥说起"那次日本兵从通州下来"的故事。

"我正在家里坐着，"他说：——走就走进来了。领头的一个军官开口就问我："你是老百姓啊?"我说："是的。"那他又问我："你喜欢中国兵呢?还是喜欢日本兵呢?"这一问，我倒不晓得怎样回答是好了。我不晓得他到底是中国兵还是日本兵。说的呢也是中国话。"

"听他们的口音，一听就听得出的。"王霖说。话说出了口，他才想起来，在乡下人听起来，日本兵的国语与北边人的国语，都是同样地奇特可笑。

赵八哥也并不和他分辩，只把头点了一点，迳自说下去。"暖，听口音又听不出来的。只有一个法子，看他们的靴子可以看得出来。暖!两样的，不过，不敢看。"他把头微微向后一仰，僵着脖子，做出立正姿势，又微笑摇摇头。"不敢往底下看。"王霖耐心地微笑着，没说什么。

"那么我怎么回答他的呢?我叹了口气说："唉，先生!我们老百姓苦呀!看见兵，不论是中国兵日本兵，在我们也都是一样的，只想能够太平就好了，大家都好了!"他听了倒是说"你这话说得对!"——这么着一来，我就知道他是日本兵了!"他说到这里，仿佛觉得很得意。

饭后，王霖站起来告辞。赵八哥听他说马上就要动身到邻县去，天黑以前一定要赶到那里，就放心大担地挽留他，再三说，"可惜不能在这里住两天，难得来的。""八先生待人太热心了，"王霖说。"不过你热心地名是已经出去了。——呵，不提我倒忘了。我有个舍亲，是个年轻的女眷，上次路过这里，听说也是在八先生这里打搅了许多时候，我都忘了道谢。"

"年轻的女眷?"赵八哥似乎怔了一怔。

"她本来住在方家。"王霖一面说，一面盯眼望着他，看他的脸色有没有变化。

赵八哥像是摸不着头脑。"你弄错了吧，我们这里没有年轻的女眷来过。"她也许化装了一下，隐瞒了真实的年龄。"我总还拿她当个小孩，"王霖呵呵地笑起来。"大概因为我以前看见她那时候，她还年纪轻得很，小孩脾气得厉害。其实——暖呀!算起来年纪不小了吧!大概是个中年太太的样子。"

"我们这儿没有中年的太太来过，"赵八哥摇着头说。"没有。"

"我听见说她有病。听说这一场病下来，老得不像样子了，简直都成了老太太——"

"也没有老太太来过。"赵八哥坚决地说。

王霖不是不明白，赵八哥大概是有他的苦衷，不敢说实话，怕他是另一方面的特务，在那里追捕一个女共产党员。于是王霖冒险暴露了自己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