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长，又要麻烦你。梨来了。"安娜安排小叔子们先斩后奏，先把车开到厂办楼底下，厂长视线能及的地方，不要多说，厂长就批条子。每年厂里过八月十五，都发王贵家乡的梨。有时候职工抱怨，说，厂长啊，今年能不能换点东西发发，月饼什么的？安娜马上挡在前面说，不行，我这有实际困难！再说，这是贡梨，以前都是皇上吃的，我都拉到厂门口了你还挑剔？安娜在厂里已经混成老资格了，对厂从没什么要求，也没为自己争过什么。几任厂长累计下来欠安娜许多。

最早厂里没会计，叫安娜以工代干，安娜把报表做得干净漂亮。她根本没上过会计课，自己跑书店买本书翻翻就知道怎么做了，连师傅都不用问。后来厂里需要个统计，没人干得了，安娜又一个人扛下，一直以工代干了好几年。安娜回回一到转干的当口上就气得心口疼，在家泡病假若干天，无法直面那些如小鸟般从她眼前飞过的小娃娃们。吵了几回，泪也流了，硬话也说了，最终都没她的份，只落个厂长们歉意的微笑和空头的许诺："下次！下次一定先保证你！"可下次一到，情况照旧。转正这东西都有指标的，大学生一茬一茬的，越往后越轮不上她。安娜对文凭有发自内心的羡慕。只要人家说，这次不行啊，你没文凭啊，她便哑口无言，转身就出去了。她只气自己没赶上好时代，整整被耽误了十年，还要独自承担这时代的不公平，却从不抱怨人家走后门，暗箱操作。安娜转干都是后来很老的时候了。省里统一弄了一次转干考试，把所有耽误的一群按成绩选拔定名额，安娜这才扬眉吐气。据说当时参加考试的共几千人，只有二十个名额。安娜以四个100的成绩名列第一，让人连拱她下来的借口都没有。当时，安娜已是四十岁的"高龄"，和她竞争的都是些小毛孩子，别人都很尊敬地称她"安师傅"、"安大姐"。

厂长在这方面欠安娜的，他知道自己背后多少次把该转的安娜拉下，换成二轻局局长的女儿、工会主席的外甥。他欠安娜的，是十几年的工资和人格尊严。所以，在每年的卖梨工作上他都给予绝对支持，算作对安娜的心理补偿。因此，我们可以总结说，王贵家乡的梨子，是安娜十几年辛苦工作换来的。

"你和二多子到楼下看车，换叔叔上来吃饭。"安娜常把我们当小使子。我和弟弟并不觉得有什么困难，反正每年都有梨吃，有汽车坐，多好啊！

安娜不喜欢婆婆，因为婆婆怂恿过丈夫揍她一巴掌，她很难原谅。但安娜对王贵的弟弟们没话说。当年王贵去县城读书，家里供不起那么多，爹娘让弟弟们把机会给哥哥，弟弟们都答应了。安娜觉得，王贵今天的生活是牺牲了弟弟们的前途得来的，尽管叔叔们每次回忆过去都笑着说："俺们读不进去，看见教书先生就发抖。不读最快活！"

安娜不嫌弃王贵的弟弟们，虽然他们一样随地吐痰，虽然他们在家抽土烟，虽然他们不是坐，而是蹲在我家沙发上。安娜没什么笑脸，也没热情到迎来送去或没话找话，她会依旧板着脸劝诫弟弟们："少抽点土烟，对身体不好，肺都黑了"，或是"做完生意就赶紧回去收拾田，不要老打牌赌博"。弟弟们对这个大嫂都非常尊重的，从不在安娜面前放肆，不管是看在卖梨的份上还是看在大哥的份上，无论大嫂说什么，都点头哈腰地应承着。

处理完梨，乡下叔叔还会提上早就准备好的大包小袋，都是安娜收拾出来的旧衣服和安娜的姐妹兄弟送来的用不着的东西。

"兄弟们这次回去，可要给娘捎点儿钱儿？"王贵在兄弟临走前的夜里总是黑着灯跟安娜商量。没亮儿，感觉胆子大点，也不用看安娜的脸色好看还是难看。"不给！填不完的坑！还不落一句好！按月都寄过了，又不是我请他们来的，哪里有帮着卖完梨还要倒贴钱的道理？！"安娜止不住就声高了，"自从我进你家门，可穿过你娘一根线一根纱？孩子们可吃过她一块糖？我又不欠她的，给她是情分，不给是正常。我不是银行，养了小的还要养老的？还没完没了了！""你小声点儿！半夜了，人家都睡了……"王贵慌张得很。不过王贵心里有谱，只要他张口了，磨一磨总是缠得来的。

乡下有句土话，好女也怕赖汉缠。安娜要面子。王贵收拾安娜都拣她软骨按，只要达到目的，王贵还是愿意舍下些脸面的。这方面二多子着实得到王贵的真传，为买一辆三轮脚踏车，就躺在百货大楼正中央的大厅里耍赖，哭声震天："我要嘛！我要车车！"鼻涕眼泪都往嘴里灌，拉不起，拽不走。安娜狠心不理转身走了，二多子能如磐石般坐在冰冷的地上意志坚定地号啕大哭。通常在这种耐力与面子的较量中都是安娜败下阵来。

第二章 皇帝也有两门穷亲戚(2)

"下星期英语之角的代课费就发了，听说今年春节系里要多分点奖金……"王贵不急不徐地下套子，舒缓安娜绷得很紧的经济斗争的弦，絮叨得安娜眉开眼笑了再峰回路转："兄弟们难得来一趟。你都贤惠那么久了，干脆好人做到底啊！明天多少让他们带点回去啊！"安娜久经战场，原本已经笑意盎然了，顿时就沉下脸来："没有！"

有也好，没也好，反正第二天早上王贵是乐滋滋地将钞票塞进兄弟手里："你嫂子叫带点

钱给娘，让她扯件衣裳。"

跟领导硬顶是永远没有好果子吃的，一定要迂回。王贵多年的斗争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我后来的爱人。

"安师傅！这次的梨好多都烂了！"

"安师傅！箱子一打开，上面的大，下面的小啊！"

"姐，我同事讲梨不甜，涩嘴！"

安娜每次都要处理这些后续问题，常把她弄得无名窝火。对外赔着笑脸，回家冲王贵发火："你家那弟弟这样，叫我以后怎么做人啊！我自己一辈子都不给人家讲闲话，回回都是你给我出难题！以后叫他们不要来了！再来我轰出去！讨厌！"

王贵知道安娜受夹板气了，总是不断赔笑脸，说，"人家欺负你，不就是因为你好说话吗？人家来又没来找我，不都说找大嫂吗？谁叫你应承的呢？"

"再说了，人家不都给你留梨了吗？"王贵赶紧从箱子里挑个大梨，削好了递给安娜。

"别给我削，我一闻那味儿就恶心！你们都赶紧吃，等下又坏了。王贵！你明天给李主任送点去，就讲是家乡来人送的特产。"

安娜每年这时候都四处送那最后留下的几箱梨。与其烂掉，不如送掉。

我从七岁起，就能把梨从屁股底下削到顶头不断皮，长长盘旋着像条蛇。那都是每天被逼吃梨练出来的。"妈妈，你看！"我曾非常得意地把整条果皮递给安娜欣赏。安娜哭笑不得。

第二年，卡车照样开来。

如果一年一次，安娜尚且可以忍受。问题是，乡下好像把王贵培养进城，目的就是搞个根据地。那边常常车水马龙地来，穿梭不断。今天是二大爷，明天是妗子。来的时候都不空手来，带点新棉花什么的；走的时候也不空手走，不是钱就是东西。几年以后安娜手不紧了，就平添了购物的怪僻，她后来想方设法调到商场工作，简直是乘工作之便。商场里什么打折什么内部削价，她都门清，没事就往家里搬东西，也不管用得着用不着。在我十二岁上，安娜就把给我陪嫁的内蒙古羊毛毯准备好了，以后每到冬天翻出来看的时候都忍不住自我炫耀："看我多会投资！当时买才七十几块一床，现在一千七都买不来了！"不过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樟脑丸塞满柜子，过夏的时候更要频繁晾晒。安娜一边感慨便宜买穷人，从调到商场以后家里没攒上过钱；一边又对王贵说："知道为什么咱家东西都老用新的了吧？旧的存不住，都给你乡下亲戚拿走了。"反正安娜干什么都得拉王贵的乡下亲戚垫背，栽赃起来也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