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刹那我精神无法集中，连自己姓名都不能记忆。

我疲倦地说：“把灯拿开，我眼睛痛。”

他们立刻关上灯。

“王小姐，要不要通知亲人来保释你出去？”

“不。”不能叫父母知道。

我静下来，姬娜不懂得处理这件事。我不能麻烦阿张，在这里，我所认识的，也不过只有左淑东与左文思。

我思维渐渐清晰起来。

警方找得到我，自然已经与他们有所接触，他们说过些什么？我气愤，竟把滕海圻与我于三星期前见面的事都说给警方知道。

他们太急于要洗脱自身了。

我很辛酸，一时手足无措。

警探很耐心地等我恢复神智。

我或许可以联络我以前的老板曹氏，求助于他。

我拿起电话，打到他家里去。

曹一时间没想起我是谁，这时我已经很后悔冒昧向他求助。

我吞吞吐吐地用飘忽的声音向他告苦：“我想请你帮一个忙。”

他机灵地问：“可是等钱用？”

我说：“不——”

“怎么，还没找到工作？社会不景气呀，韵娜，小款子我是有的，稍迟我要出去，我交给内子，你要是上来，我叫她给你三千块，韵娜，你替我做过帐，你该知道我的苦况，我真是惨淡经营——喂喂？左文思怎样？他可是要得奖？你们还有来往吗？”

我终于说：“我不是问你借钱。”

“啊？那是什么？”他大大讶异。

“我——只是来问候你，再见。”我挂上电话。

警探们摇头叹息，同情我的遭遇。

其中一位和蔼地说：“朋友，原是用来陪吃饭的。”

我说：“是我太异想天开。”

我在毫无选择之下通知姬娜，叫她与阿张同到警署接我。

我惨白地说：“你们都怀疑是我吧。”

“王小姐，请在这里签一个名，证明适才那些对话，的确出自你口。”

我只好在供词上签名。

姬娜与阿张匆匆赶到，办手续把我接出来，时间已近中午。

在报摊上阿张买了张晚报。

头条新闻是“富商胸部中刀离奇毙命。”

我闭上眼睛。

所有人最害怕的事终于发生了。

阿张说：“警方会得随时传你再度问话，我已替你聘下律师。”

姬娜说：“最头痛的地方是，你没有人证。”

他们两人都非常震惊。

我默不作声。

“试跟左文思联络。”阿张说。

阿张已代我拨通电话，那边是繁忙讯号。阿张只好放下话筒。

姬娜问：“避而不听？”

“不会，”我说，“他不会。”

就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响，我知道是文思，在同一时间，我打电话给他，他也忙着打给我。

“文思。”我的眼泪忽然涌出来，流满一面孔。

“你到警局去过？”文思急急问。

“是。”

“聘律师没有？”

“有。”我泣不成声。

“不怕不怕，千万不要害怕，我也到他们那里答过话。”

我哭泣：“我没有人证，他们怀疑我半夜潜离家去谋杀滕海圻，一切证据都不利于我的，文思，我害怕到极点。”

“不要怕，不会有事，他们不会将你落案，”他不住地安慰我，“这些不过是表面证据，我马上来看你。”

我含泪坐下。

阿张说：“镇静些。”

姬娜说：“左文思也很值得怀疑，”她放下报纸，“是在他家里出的事。”

“但是我也有他家的锁匙。”我说，“每个人都有，大家都自由进出，也许连小杨都有。”

“小杨是谁？”阿张说。

“文思的摄影师，出事那日，他跟文思在一起。”

阿张皱起眉头，他说：“我约了彭来这里。”

“谁？”

“彭律师。”

“阿张，我没有钱，”我掩脸，“我什么都没有，我已山穷水尽。”

“彭是我的中学同学，不要紧，也许他比你还穷，他一直帮法律援助处做事。”

彭世玉律师比文思还早到。

他与阿张在房内谈话的时候，文思赶至。

我如遇到救星般迎上去，他与我拥抱。

我与他在露台坐下，我问他，“是你告诉他们，我与滕之间的事？”

“不，姐姐说的。姐姐在清晨发现凶案。”

左淑东！

“姐姐的精神亦近崩溃，她逗留在警署近五个小时，把所有不应该说的话都说出来，警方已把她送往医院静养，兼检查精神科。”文思也非常沮丧。

我问：“文思，会不会是她？”

文思一震，“怎么会是她？”

“文思，我不只一次听到她说过，她要除掉滕海圻。”

“韵娜，你千万不能告诉警方！”

“但是文思，警方怀疑是我做的。”

“他们会查清楚，但是韵娜——”

我“霍”地站起来，“文思，我爱莫能助，我要维护自己。”

“韵娜，她曾经救你。”

我气馁，“你都知道了？”我颤声问。

“我都知道。”他点点头。

我还有什么话好说，我闭口不语。

“韵娜，我替你请了最好的律师，你放心好了。昨天晚上，姐姐整夜在白天鹅夜总会吃老酒，成千上万的人与她打过招呼——”

我瞪眼尖叫：“凶手是我，凶手是我？”

阿张推门出来，很敌意地看牢文思，把我拉在一旁。

“左先生，”阿张发话，“请你不要刺激韵娜，这里的事，我们会得处理。”

我痛哭失声。

文思说：“韵娜，韵娜——”他的焦急也不是假装出来的。

我整个人如堕冰窖里，我失声说：“连你都以为我是杀人凶手。”

这时候忽然有人插嘴问：“那你是不是？”

我也没弄清楚，谁在发问，马上大叫起来，“我不是我不是！”我握拳头，大哭起来。

姬娜过来抱住我。

我将头伏在姬娜的胸上，抬不起头来。

“韵娜，”阿张说，“你有什么事，跟彭世玉说去，他会尽力帮你。”

我说：“没有人可以帮我，太迟了，”我恐惧地张大嘴，“姬娜，没有人救得了我。”

那位姓彭的陌生人大力拍我的背脊，有节奏地，缓慢地，像是哄一个不听话受惊吓的婴儿睡觉。大家都静下来，姬娜倒热茶捧在手中给我喝。

过很久很久，仿佛一世纪长，我揩干眼泪。

“文思呢？”我问。

“他一直在露台上。”姬娜说。

我看着彭律师，“我没有干过。”

“你有没有想过要做？”他暗暗地问。

“有，一千次。有一次付之于行动，几乎成功，但他没有死。”

姬娜急了，“这话可不能说。”

我低声继续，“但我最近，看他如看一只蟑螂，非常丑恶、肮脏、讨厌，但我不会杀他。”

“为什么？”

“不值得。”

“要是他要挟你呢？”

“我会报警。”

“要是这件事对你以后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呢？”

“我已经买好飞机票到美洲去。”

“那边也有华人社会。一传十，十传百，你始终不得安宁。”

“是吗？那么我到安哥拉，天不吐去，那里可没有华人。”

“你不怕？”

“一切都己过去，我不怕他。”

“他现在死了，你有没有一丝高兴。”

“没有。”我说。

“没有？”大家都惊异起来。

“我为什么要因墙角一只蟑螂的生死而觉得哀乐？况且，我替凶手担心，因为太不值得。”

彭世玉问：“你所说一切属实。”

“是。”

隔了一会儿他说：“我相信你。”

阿张欢呼，姬娜白他一眼，“警方是讲实凭实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