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知道吗？”

我点头。

他笑了一下，然后闭上眼睛睡觉。

真给他气死。

虽说是设计界的新秀比赛，但是对手们的设计都十分出色。在那个地方，我忽然觉得自己很渺小。

结果，很合理地，我输了，什么名次也拿不到。虽然口里不承认想赢，但是我是想赢的。

跟杨弘念一起回到酒店，我跟他说：

“对不起，我输了。”

“我早就知道你会输。”他冷冷地说，然后撇下我一个人在大堂。

我冲上自己的房间，忍着眼泪，告诉自己不要哭，不要给杨弘念看扁。

这个时候，电话铃声响起，我拿起话筒：

“谁？”

“是周蜻蜓吗？”

“我是。你是谁？”

“我是徐文治－－”

“是你？”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那个特辑拿了金奖。”

“恭喜你。”

“你呢？你怎么样？”

“我输了。”我拿着话筒哽咽。

“不要这样，你不是说，能到巴黎参赛已经很不错吗？”他在电话那边厢安慰我。他愈安慰，我愈伤心。

“听我说，你并没有失去些什么，你得的比失的多。”他说。

“谢谢你。”

“行吗？”

“我没事的。”

“那我挂线了。”

“嗯。”我抹干眼泪。

“再见。祝你永远不要悲伤。”

“谢谢你。”

虽然输了，能够听到文治的安慰，却好象是赢了。

第二天晚上，我退了房间，准备坐夜车到伦敦。

我不知道是否应该跟杨弘念说一声，虽然他那样可恶，但他毕竟和我一道来的，我一声不响地离开，好象

说不过去。

我走上杨弘念的房间，敲他的门，他睡眼惺忪出来开门。

“什么事？”他冷冷地问我。

“通知你一声，我要走了。”

“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吵醒我？”

“对不起。”我难堪地离开走廊。

他砰然把门关上。

我愈想愈不甘心，掉头走回去，再敲他的门。

他打开门，见到又是我，有点愕然。

“就是因为我输了，所以你用这种态度对我？”我问他。

“我讨厌失败，连带失败的人我也讨厌。”

“我会赢给你看的。”我悻悻然说完，掉头就走，听到他砰然把门关上的声音。

我憋着一肚了气，正要离开酒店的时候，大堂的接线生叫住我：

“周小姐，有电话找你，你还要不要听？”

我飞奔上去接电话，是文治。

“你好了点没有？”他问我。

没想到是他，我还以为是杨弘念良心发现，打电话到大堂跟我道歉，我真是天真。

我努力压抑自己的泪水。

“我现在就要坐夜车去伦敦。”我说。

“路上小心。”他笑说。

“你可以等我回来吗？回来之后，我有话要跟你说。”

回去之后，我要告诉他，我喜欢他。

“嗯。”他应了一声，彷佛已猜到我要说什么。

“我要走了。”我说。

“再见。”

“谢谢。”

在从巴黎开往伦敦的夜车上，都是些孤单的旅客，可是我不再孤单。

在伦敦，我用身上所有的钱买下一个小小的银色的相架，相架可以放三张大小跟邮票一样的照片。相架的

左上角有一个长着翅膀的小仙女，她是英国一套脍炙人口的卡通片里的主角花仙子。相架上，刻着两句诗，如

果译成中文，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叶散的时候，你明白欢聚，

花谢的时候，你明白青春。

五天之后，回到香港的家里，我正想打电话给文治，良湄的电话却首先打来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找了你很多次。”

“刚刚才到，什么事？”

“徐文治进了医院。”

“为什么？”我吓了一跳。

“他前天采访新闻时，从高台掉下来，跌伤了头。”

“他现在怎么样？”

“他昏迷了一整天，昨天才醒来，医生替他做了计算机扫描，幸亏脑部没有受伤。”

我松了一口气，问良湄：“他住在哪一家医院？”

我拿着准备送给他的相架，匆匆赶去医院。只是，我从没想过，走进病房时，我看到一个年轻女人，坐在

床沿，正喂他吃稀粥。

那一剎，我不知道应该立刻离开还是留下来，但是他身边的女人刚好回头看到了我。

“你找谁？”女人站起来问我。

头部包扎着的文治，看到了我，很愕然。

我结结巴巴的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让我来介绍－－”文治撑着虚弱的身体说，“这是我的同事周蜻蜓，这是曹雪莉。”

“你也是报告新闻的吗？”曹雪莉问我。

“我报告天气。”我说。

“哦。”她上下打量我，彷佛要从中找出我和文治的关系。

“请坐。”文治结结巴巴的跟我说。

“不了，我还有事要办。”我把原本想送给他的相架放在身后，“良湄说你进了医院，所以我来看看，你

没什么吧？”

“没什么了，谢谢你关心。”曹雪莉代替他回答。

“那就好了，我有事，我先走。”我装着真的有事要去办的样子。

“再见。”曹雪莉说。

文治只是巴巴的望着我。

“谢谢。”我匆匆走出病房。

出去的时候，方维志刚好进来。

“蜻蜓－－”他叫了我一声。

我头也不回地离开走廊。

本来打算要跟文治说的话，已经太迟了，也许，我应该庆幸还没有开口。

我在医院外面等车，方维志从医院出来。

“哥哥。”我叫了他一声，我习惯跟良湄一样，叫他哥哥。

“什么时候回来的？”他问我。

“今天下午。”

“在巴黎的比赛怎么样？”

“我输了。”

“哦，还有很多机会啊。你手上拿着的是什么东西？”我指着我手上那个用礼物盒装着的相架。

“没用的。”我把相架塞进皮包里。

“文治的女朋友一直住在旧金山。”

“是吗？”我装着一点也不关心。

“他们来往了一段时间，她便移民到那边。”

“你早就知道了？”我心里怪责他不早点告诉我。在他跟高以雅请吃喜酒的那天晚上，他还取笑文治追求

我。

“曹雪莉好象是一九八四年初加入英文台当记者的，她在史丹福毕业，成绩很棒。几年前移民后，就没有

再回来，我以为他们分手了。”

一九八四年？如果一九八三年的时候，我答应到电视台担任天气报告女郎，我就比她早一步认识文治，也

许一切都会不同；但那个时候，我只是个念预科的黄毛丫头，怎可能跟念史丹福的她相比？

“他们看来很好啊。”我说。

“我也不太清楚。”他苦笑，“文治是个有责任感的男人。有责任感的男人是很痛苦的。”

“你是说你还是说他？”

“两个都是。”

“你不想跟以雅结婚吗？”

“我是为了负责任所以要等她，千万别告诉她，她会宰了我。”他苦笑。

那天之后，我没有再去医院探望文治，我想不到可以用什么身份去探望他。

知道他康复出院，是因为在直播室里看到他再次出镜报告新闻。

我站在摄影机旁边看着他，那个用右脚踏着左脚的文治，也许只是我的幻觉。

新闻报告结束，我们无可避免地面对面。

“你没事了？”我装着很轻松地问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