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来，他也在洛杉矶和加拿大那边发展。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首先开腔。

他手上捧着几瓶白酒，说：“回来一个多月了。”

“哦。什么时候改变口味的？那边有‘天国蜜桃’。”

“我现在什么都喜欢尝试，近来爱上这个。”

“是这样－－”

“听说你要结婚。”

“你怎么知道？”我惊讶。

“有人看到你去买结婚戒指。你忘了你现在是名女人吗？年轻、漂亮，是时装界的神话，很多人认得你。”

“是的，我快要结婚了。”

“是不是嫁给那个新闻播报员？”

我点头，问他：“你近来好吗？”

“怎可能跟你比较，你是如日中天。”

“没有你，也没有我。”我由衷地说。

“只有人记得周蜻蜓，怎会有人记得她是杨弘念的徒弟？”他笑得很苦涩。

“你教了我很多东西。”

“你很幸运，我真妒忌你。”

“我很努力，你不是说过我会很好的吗？”

“我没想到你可以去到这个境界。”他眼里充满了忌恨。

我从没想过他会妒忌我，妒忌得如此苦涩。他从前的高傲，彷佛一去不回。我曾经以为，他深深地爱着我，

难道那一切都是假的吗？抑或，他对我的爱，从来也是出于妒意，因为想占有，因为想控制，所以自己首先失

控。那个红玫瑰和夜莺的故事，不过是一个他自我催眠的故事。

“再见。”他说。

“再见。”我跟他说。

我不想再见到他。

那天晚上，我幸福地睡在文治身边，紧握着他的手，那样我觉得很安全。文治却在床上辗转反侧。

“有什么事吗？”我问他。

“没事。”他说。

“是不是那批推土机出了什么问题？”

“那批机器没问题。”他说。

接着那几天，他总是愁眉深锁。

那天晚上，良湄走来找我。

“文治不在吗？”她问。

“还没有回来，我刚好想找人陪我吃饭，你有空吗？”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她凝重地说，“关于文治的。”

“什么事？”

“外面有人说他卖一些不能用我推土机到国内，欺骗省政府的金钱。”

“谁说的？”

“是电视台新闻部的人传出来的。有记者上去采访别的新闻，公路局的干部告诉他，文治跟他的朋友把一

些只有两成功能，完全不合规格的推土机卖给他们，那个干部认得文治是香港记者。听说他们已经扣起打算用

来买推土机的钱。”

到了晚上，文治回来。我问他：

“推土机的生意是不是出了问题？”

“你听谁说的？”

“无论外面的人怎样说，我只会相信你。”

“那就不要问。”

“但是我关心你，外面有些传言－－”

“是吗？你已经听到了。”

“我不相信你会欺骗别人。”

他突然惨笑：“是我被人欺骗了！怎么样？那些马来西亚的推土机根本不能用，他骗我说有原来的七成性

能。明明已经用了五年，他骗我说只用了两年。”

“现在怎么办？”

“同行都知道我卖没用的推土机欺骗同胞－－”他沮丧地坐在椅子上。

“你应该澄清一下。”

“有什么她澄清的？”他伤心地说，“我根本就是个笨蛋，我竟然笨到相信一个十多年没见的人，什么卖

推土机帮助国家，我连这种骗术都看不出来！”

“那是因为你太相信朋友。”我安慰他。

“不，那是因为我贪心！我想赚大钱。我想放手一搏，不想一辈子待在电视台里！我不想别人说我女朋友

的名气比我大，赚钱比我多！我害怕失去你。我是不是很幼稚？”他哽咽。

我走上前去，抱着他：“你为什么会这样想？我们都快结婚了。”

“这是现实。”他含泪说。

我替他抹去眼角的泪水：“我们做的根本是两种不同的工作，我从来没有这样想。你知道我多么害怕失去

你吗？”

我轻轻抚摸他的脸、眼睛、鼻子和嘴唇，“我喜欢这样抚摸你，永远也不会厌倦。”

他紧紧地抱着我，我坐在他大腿上，轻轻用鼻子去揉他的脖子。罪魁祸首也许不是那个卖推土机的骗子，

而是我。他本来是个出色而自信的人，因为爱我，却毁了自己。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滴在他的肩膊上。

“对不起，我不能够跟你结婚。”他说。

“为什么？”我愣住。

“我们所走的路根本不一样－－”他难过地说。

“不会的。”我抱着他不肯放手。

“你还记得幸福饼里的签语吗？是的，年少时候的梦想和憧憬，我已经忘了，我现在是个俗不可耐，充满

自卑的男人。”

“不，你不是。”

他拉开我的手，站起来说：

“别这样。”

“我爱你。”我不肯放手。

“我也爱你。”

“那为什么要分开？”我哭着问他。

“因为用十分的酸来换一分的甜是不能天长地久的。”

“我不明白。”

“你明白的，只是你不肯接受。没有了我，你会更精采、更成功。”

“没有了你，成功有什么意思？我不要成功！我们可以像从前一样，我们以前不是很开心的吗？”我哀哀

地说。

“人也许能飞向未来，却不可能回到过去。你忘记了那句签语吗？幸福饼的签语是很灵验的。”他凄然说。

“我们那么艰苦才能够走在一起，不可能分开的，我不甘心！”

“对不起。”

他收拾东西离开，临行前，深深地吻了我一下，说：“祝你永远不要悲伤。”

他走了，真的不再回来。

那年我在伦敦买给他的花仙子银相框，依然放在案头上。上面镶着一张我的照片、一张他的照片，还有那

张我们儿时在公园里偶尔相遇的照片。

叶散的时候，你明白欢聚。

花谢的时候，你明白青春。

九七年三月，我们分手了。

十多天后，“蒂芬妮”珠宝店通知我，我们要的那一对结婚戒指已经送来了，随时可以去拿。

我独个儿去领回戒指。

“要刻字吗？”女售货员问我。

“不用了。”

难道我不知道这戒指是为谁而买的吗？

我早就说过，三个月太久。

我把两枚戒指都戴在身上，我自己的那一枚，套在左手无名指上，他的那一枚，我用一条项链挂在脖子上。

我没有找他。他曾给我最好的爱，也因此，我不敢再要他为我而毁了自己。

他申请长驻北京工作，我只能偶尔在新闻里看到他。

不合理的联系汇率维持了十四年，依然没有改变，我们的爱情，却已经变了。

他不在，我孤身走遍世界，为了那所谓的成名奋斗。

九七年五月，暮色苍茫的夏天，我从纽约回来，跟良湄在中环那间印度餐厅吃饭。

“他步上救护车的时候还在微笑，下一刻却不再醒来，他这样突然地离开，我怎可以忘记他？十年后，二

十年后，也不可能。我只能忘记他所有的缺点。”

我失笑。

“你笑什么？”她问我。

“令爱永恒的，竟是别离。”我说。

“是的，唯一可以战胜光阴的，就是回忆。”

末了，女侍应送来一盘幸福饼。

“随便拿一块，看看你的运程。”侍应殷勤地说。

“我不敢要，你要吧。”良湄说。

我随手拿了一块幸福饼，取出里面的签语纸。纸上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