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环抽了一袋烟,自己站起来,也把张俭拉起来。她要张俭带她去下一个“阴暗角落”,看看他们人不要做、做猫狗在外面胡交乱配,到底找了什么样的地方,怎样猫狗了两年多。不久,张俭把车骑到了人民医院旁边的上海点心店。后窗可以看见湖水,还能看见湖那边的山坡。

他领她坐到窗口的一张小桌,桌上廉价的钩花台布到处斑斑点点。什么东西到这个新兴的工业城市很快就革命了,一革命上海的不上海、南京的不南京,成了粗犷、大而化之、不拘小节的风格。

小环想,这两人也不知坐在这儿说些什么?多鹤的话虽然他能听懂,但答对流畅是谈不上的。他们不过是捏捏手,碰碰脚,一个飞眼换一个媚眼。他心变了是没错的,不然他半辈子没学会花钱,肯花这么多钱坐在这里捏捏手,碰碰腿,传个眼色?

心是变了。

服务员上来问他们点什么吃的,张俭菜单也不看就说要一客小笼包。小笼包上来,两人都吃不下。小环的鼻子又酸了。张俭让她快吃,不然小笼包里的汤就冻上了。她说太干得慌,吃不下去。张俭又叫来服务员,问他什么汤是这个店的特色。服务员说公私合营之前,这个店最好的是鸡鸭血汤,不过现在已经取消。

小环咬了一口小笼包。张俭告诉她,过去的小笼包只有现在半个大。小环想他倒挺熟,来这儿吃了多少顿了?上大夜班给他往饭盒里放两个馒头,他都舍不得吃,常常是原封不动带回来。在家喝酒从六角一斤的喝到四角,又喝到三角。后来干脆到自由市场去买农民私酿的,喝上去像兑了水的酒精。他倒舍得把钱花到这种以汤充肉馅儿的小笼包子上。窗子外的湖景也不白给你看,花在没馅的包子上的钱一半买风景了。心一变,还用吃什么?风景都看得你饱看得你醉。

“我想好了,只能辞了工,回咱老家去。”张俭说。

“别扯了。老家那些人知道你买了个日本婆子。回去了咱三个孩子都得给他们当日本崽子看。房也旧了,快塌了,你爹妈回去还没地方住呢。”

前一阵收到张俭父母的信,老两口终于对自己的变相保姆身份大大觉悟,回到安平镇老房子去了。信里说房子长期没人住,空得快塌了。

张俭半睁眼,看着窗外漆黑的湖面,是那种走投无路的沉默。

小环也知道他们三个人走投无路。或许多鹤不把她的身世告诉她,事情会容易一些。她咬咬牙,心里一股凶狠上来:多鹤为什么要讲她的身世?这么深的罪孽关她屁事?关张俭屁事?张俭的一颗心哪叫心?软得就像十月里的烘烂柿子,经得住那样惨的事去蹂躏?他把多鹤带到这里,窗外山景湖景,他烘烂柿子似的一颗心就在她面前化成一包甜水了。她想,我的二孩呀!

她的手在桌子下面一把抓住他的手。她把那手握得太紧,都握冷了。

多鹤那该死的身世,她那该死的处境:孤身一人活在世界上,把她扔出门她是活不了的。她要是不知道她的身世多好!她可以把她扔出去,活得了活不了,关她朱小环屁事。朱小环可不是张俭那种没用的东西,长得五大三粗,心却是一个烘烂的软柿子。她朱小环有女屠夫的血性,偷她的男人偷到她家里来的女人,她一定拿她开宰。她从小宰鸡、宰鸭、宰兔子就宰得很出色。

两人出了点心店,已经八点了。小环突然想起丫头今晚叫她去看她表演腰鼓。伟大领袖毛主席来视察,学生们选拔出来组成腰鼓队,今晚在第三小学校的操场彩排。小环叫张俭赶紧用车把她送到第三小学,赶个收尾也好。家家都有家长去,丫头的家长不去丫头会伤心。

第三小学和丫头的第六小学一模一样:乳黄色的校舍,浅咖啡色的门窗。那个苏联建筑设计师画了一个学校的图纸,盖了十几座一模一样的小学校。也是他的一张图纸,使山坡下湖岸边起了几百座一模一样的楼房。十几个小学选出的四百名腰鼓手都穿着白衣蓝裤,扎着红领巾。因为是初冬,小学生们都在白衬衣里面穿着棉袄或夹袄,白衬衣像绷带一样紧紧缠在身上。他们整齐地变换鼓点,变化队形,一张张小脸都涂了过多红胭脂,猛一看满院子蹦蹿着小关公。

小环在第三排找到了丫头。丫头立刻咧开嘴向她笑。小环指指她的肚子,丫头低头一看,一截彩色裤带从白衬衫下面掉出来,甩嗒甩嗒比她还活泛,丫头笑得更像开花似的。

张俭也挤到了小环身边,周围全是指手画脚、相互聊天的家长们。有人认出小环,大声问她:闺女也选拔上来见毛主席了?小环不饶人地回她:风头就兴你们儿子出啊?又有一只手伸过来,递给小环一把瓜子。张俭想她出去串门没白串,上哪儿不愁没烟没瓜子。

孩子们休息下来。丫头问小环和张俭,她打腰鼓驼不驼背?小环说挺好的,蹦得多带劲。

丫头说:“那老师老说我驼背。”

小环问张俭:“她驼吗?”

张俭根本没看,说:“驼点好,驼点像我。”

小环看着丫头回到同学里去了。这个家是由每一个人撑着的,哪一个走掉,都得塌。丫头高兴得这样,要是三个成年人中间抽身走一个,丫头会怎样?丫头心目中的家就塌了。就像丫头走了,或者大孩、二孩走了,小环的家也塌了。这时来分谁是谁,不是已经太晚?分不出谁是谁了。

她对自己说:咳,凑合吧,看孩子们的份上吧。她心底下其实明白,哪里有这么简单?她跟张俭也是这么说的:她看的是孩子情分。他看看她,当然明白没那么简单。这么不清不楚、窝里窝囊的十来年,缠进去的,都别想解脱开。他何尝不想豁出去,撕出血淋淋的爽快来?

第七章

矿石在榔头下碎得颇整齐,想让它碎成四块,就四块,想碎成三块就三块。多鹤想,人能把铁榔头、木头柄都长戏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劲怎么使,全由神经掌握。石头也能和你熟识,坐在这里敲了一个秋天、一个冬天,它们跟着你心愿破碎。

她不必再向组长请假了。去年她常常在小纸条上写:“家里有事,请假半天。”这是张俭替她造的词、造的句。他怕她的谎言写得别人看不懂,会害他在幽会地点白等,也怕她写的谎言不是纯粹的中国谎言,引起小组长对她身份的猜疑。这不比去肉铺、粮店,带领家属们上工地的都是妇女骨干,比正经干部的政治嗅觉灵敏得多。毛主席视察期间,就有妇女骨干揭露出来的两起破坏案。一起是在垃圾箱发现了贴橡皮膏的毛主席塑像:原先打碎了,又用橡皮膏打上了绷带。另一起,是抓到了一个矿石收音机组装小组,教中学生们组装收音机,这些收音机竟能接收到英文、日文。多鹤的小组长现在非常依赖多鹤的生产效率:她一坐一上午或一下午,一言不发,打出三个人的矿石量来。隔天她运矿石,也是一趟不停,比一台好机器还可靠:装石头,上桥,转身,抽掉桶底,仰身,石头落进车厢。到了开春,多鹤跟大家打矿石打了一年了,她还是老远见人就鞠躬,脸上的笑容大大的,好像见到你是她这天最高兴的事。人们跟小组长嘀咕:多鹤怎么不像咱中国人啊?怎么不像?中国人一个小时就熟得你吃我饭盒里的菜,我掰你半拉馒头了。人家那是讲卫生。那么卫生就不对劲。哪点不对劲?说不上来。

人们渐渐发现多鹤缺心眼。你叫她:多鹤,那桶绿豆汤你给搬过来!她吭哧吭哧就把两人才抬得动的搪瓷桶搬过去。你对她说:那条路不好走,趁大伙休息你用锹去垫垫。她拿起锹就走,绝没有半点疑问:趁大伙休息?那我是谁?我不是大伙中的一分子?家属们聚在一块,都是讲谁家丈夫打媳妇,谁家媳妇和婆婆斗智斗勇。这天有人对正从独木桥上背着空木桶下来的多鹤喊道:“朱多鹤!你姐那么活泛,谁都认识,咋不给你找个婆家?”

“就是!朱小环给多少人做过媒!”

“朱小环做媒还净做成!我们隔壁那家的豁嘴子小叔子,就是朱小环给介绍的媳妇。从菜场上认识的郊区菜农,还挺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