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布下装的全是西瓜。孩子们拉起油布,油布成了包括多鹤在内的七八个人的屋顶和铺盖。这时多鹤才明白火车为什么到了那一段减速:它刚刚通过了一段被雨水冲垮正在修复的路段。多鹤伏卧在西瓜上,身体左右滚动,从油布缝隙看见修路工地灯火通明。张俭在早晨看着她时想干什么她明白了:他想要她的身体。他伏在阳台栏杆上抽烟,她在他身后打开窗子,他就是不回头。她看他什么时候回头。终于不行了,他回头看了她一眼,隔着两米的距离,嘴唇已经亲吻了她。他是想和她好合一次,最后一次。

多鹤竟让轻轻滚动的西瓜给晃睡着了。

她是被冷醒的,身上的油布不知哪里去了。回过头,七八个孩子全不见了,不少西瓜随他们一块下了车。火车扎在无尽的黑夜里,往更深的夜色里躜着,她不知道时间、地点。但她知道,什么都帮了张俭的忙,让他得逞了,让他分开了她和她的孩子。她和祖国、代浪村、死去的每一个竹内家的骨血终于被分开了。

西瓜车在毒太阳里开开停停,在大雨里也开开停停。她多次下狠心跳下车,又多次下狠心留在了车上。一连几天的西瓜餐,她浑身都让红色、黄色的西瓜汁泡透,被风吹散的长头发又被西瓜皮汁粘住,成了一件头发结成的蓑衣。她脑子里全是呼呼的风声,是火车和黑暗磨擦出来的声响。那声响灌进皮肉、血管,随着两行泪横飞。她伏在一个个冰凉、滚动的西瓜上,任这些无信的、不负责的球体把她抛到左抛到右。多年前她被装在麻袋里,被土匪搁在奔跑的马背上,她也不比这时更绝望。她仰面躺在西瓜上,想到了阿纹。

那个躺在路边生孩子的阿纹。阿纹长发披散,脸色如蜡,嘴唇煞白,就这样躺在一九四五年的九月傍晚。她躺得像一堆血糊糊的垃圾:泡透了血的一件和服,两条血淋淋的腿,一个还在冒热气的血孩子。她是走着走着就完成了分娩的。婴儿眼看着就不动了,长长的脐带打了好几个弯,瓜蔓一般连着未熟的瓜。阿纹不要人们靠近,一边龇牙咧嘴一边嘶喊:“加油啊!快走啊!别过来!别杀我!我一会儿就跟上!别杀我——我还没找到我丈夫和儿子呢!”她的手掌满是血污,向人们一下一下地挥舞,要从她身边过去很久人们才悟到,她那龇牙咧嘴原来是笑容。她笑着向人们讨饶:“别杀了我,我还没有找到我丈夫和儿子呢!”她血淋淋的手掌握起拳头,一上一下地挥动,给自己的嘶喊打拍子:“加油!加油!”

嗓音撕布一样……

不体面的阿纹。就因为要找她的孩子。

于是这样一个不体面的多鹤出现在南来北往的旅客眼前,披着头发结成的黑蓑衣,馊臭的连衣裙上一片绿苍蝇。

那个苍蝇如云的车站叫做“武昌”。她不知道到达这个站之前火车被换过几次车头。迎面而来的楼、房屋、密集的电线杆让她知道这是个大地方,比她住过的两个城市都大。西瓜一车皮一车皮地被人卸下去。快要卸到她这一车了,她突然想到,她吃下去的、用作洗脸洗手当便盆的西瓜有几十个。跟那七八个孩子下车的西瓜至少也上百。那上百个西瓜的账也会记到她头上。你有证据说你没有吃或者糟蹋掉那上百个西瓜吗?你有证据没有跟沿线的盗匪里应外合把西瓜抛下去,回头再跟他们分赃吗?多鹤不了解中国的法律怎样制裁这样的事,但她知道天下法律都不会轻饶这样的事。

她看准一个空子,从车上爬下来,等正在卸前一辆车的工人们反应过来,她已经成了他们眼里一条披头散发、肮脏的花影子,在一大团蒸汽里一闪而逝。蒸汽发自一列刚刚停靠的客车,她从客车轮子间爬过,车肚皮上挂着迢迢千里的黑色尘土又蹭在她泡透红色、黄色西瓜汁的白底子带红点、绿点、黄点的花连衣裙上。

她走在旅客当中,人们不顾肩上扛的沉重行李一再向她回头。

前几天的西瓜餐这时发作了。她被肠道内突然的冲击力弄得浑身发冷,脖子上和手臂上乍起一层鸡皮疙瘩。她会用中国话打听厕所,但人们终于听懂她的话之后给的回答却是她不懂的。所有人都用完全不同的音调、吐字,和气地对她一遍又一遍地讲着什么。她觉得肠子里的咕咕响动一定让他们听见了。她捂着肚子,半佝着腰,一动也不敢动。

人群中终于有一个女人,扯起她黏糊糊的手便走。

蹲在茅坑上她突然想起自己没有草纸。

那女人竟十分善解人意,推开茅坑的隔门,递给她一张印满人脸的纸。纸的背后还有石灰,是刚从墙上撕下来的。人脸上画着红叉,对着自己的终极下场目瞪口呆。她但凡有一点办法,绝不会把这样带脸的纸做那样的用途。

等她头重脚轻地走出厕所,两个戴口罩的人朝她走来。她蹲在茅坑上的时间足够那个女人推测她是怎么回事了。那女人用多鹤完全不懂的话对戴口罩的人大声说着,一边指着多鹤。两个人走近了,才能看出男女。他们中的男人用音调奇怪的中国话说多鹤病得不轻,得跟他走。他们中的女人说车站医疗室不远,走几步就到。

两人的眼睛在大口罩上面微笑。多鹤发现自己已经开始跟他们走了。

医疗室的长椅上躺着哼哼唧唧的男人女人,还有两人躺在白色带轮子的床上。多鹤被带进来,戴口罩的女人对一个躺着的男人说了句什么。男人缩起腿,戴口罩的女人让多鹤坐在刚刚搁过男人赤脚的地方。多鹤刚坐下,那男人的脚又回来了,她只好坐在地上。

戴口罩的女人从里屋拿来一根体温计,放在多鹤嘴里。这根体温计让多鹤安全起来。她到张家这些年,每次发烧,体温计就是一个手掌。小环或张俭的(过去是张站长或二孩妈的)手掌在她额头上按一按,体温就测出来了。自从离开代浪村,她的嘴还是第一次接触这冰凉的易碎的玻璃棍,她闭上眼,醉在那微辣的酒精气味里:那气味就是她对于铃木医生的记忆。戴口罩的男人这时走出来,翻开多鹤的眼皮,仔细地看,手指也像铃木医生那么轻盈灵巧。

根据体温计的测量结果,她的体温不高,基本正常。戴口罩的女人是个护士,这时走上来,说是要抽血。她一边在多鹤胳膊上擦酒精、系胶皮管、扎针头,一边用她那一口总有点偏差的中国话告诉多鹤,正在流行的血吸虫病很厉害,从东边来的火车总会带来几个病重的。

多鹤对他们的话不全懂,但猜出此地正流行某种可怕的疾病。她问护士什么叫血吸虫。

护士看着她,好像没听懂。

她想她的话有那么难懂吗?她会不会把句子讲颠倒了?她硬硬头皮又问了一次,这次换了一种句法。

护士反问她是哪里人。

多鹤不讲话了。

护士抽了血,拿了一个硬皮夹子,上面铺着一张表格。她说这是病历,必须填写。要填的项目有:姓名、住址、家庭成员、婚姻状况……多鹤拿起笔,又放下。不知为什么,她哭起来。填什么也不准确。代浪村的家是多鹤唯一记住的住址。代浪村的人走上逃亡血路,从那一刻起,这些项目就没法填了。从那颗手榴弹落在妈妈、弟弟、妹妹身边之后,她怎么填写“家庭成员”?从张俭把她丢弃在江边礁石上,从她的乳房因为没人吮吸而胀成两只铁球,从她断了跟丫头之间的私密对话,她两臂间空着大孩二孩的位置,“家庭成员”四个字成了她最不想去读、最不愿去理解的四个字——四个中国、日本共用的字。

女护士先站在她身边看她哭,过一会儿,她蹲下来,想从她两只捧住脸的手缝里找她的眼睛。再过一会儿,男医生来了,问她到底怎么了。

躺在椅子上、床上的五个病人全停下了哼唧,听她哭。

她哭得气也喘不上来,几次噎住了,一点声音也没有,医生和护士以为她哭完了,刚开口问她“家住哪里,有证件吗”?她一口气捌过来,疏通开,又接着哭下去。哭得她浑身筋骨疏开又抽紧,男医生两只焦虑颠动的脚,在她泪水淹没的视野里,成了一对不可认识的异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