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孩子，这么大事怎么还瞒着呢。”梅琴震惊，笑着拍拍杨乐的胳膊。

“刚结婚，还……还没适应。”杨乐尴尬地解释。

这话放在外人，八成会觉得杨乐很矫情。

但梅琴不会。

梅琴问他：“你是不是觉得，结婚之后，跟之前的感觉，不一样了？”

杨乐赶紧点点头。

他正发愁该怎么跟梅琴形容那种，本来答应是假结婚，结果糊弄了两个月之后发现自己其实还一直喜欢她的，矛盾感。

梅琴想了想，从头问起，“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怎么喜欢的？”

这个问题其实不用梅琴问，杨乐已经自己问过自己许多遍。

“高中我们就认识了，是同桌。”

“青梅竹马？”梅琴和刘泽说着笑起来。

杨乐随他们笑，独自回忆起来。

高中时杨乐没什么朋友，余徽晓大概是那时候他身边，唯一一个觉得他还有救的人。

杨乐中考的时候，因为杨艳玲的一再施压，没有考好，那之后杨乐就陷入了一种自我否定的死循环。越学不好，越觉得自己不好，越觉得自己不好，就越不想学习。杨艳玲看他学习实在是上不去，干脆就把重心放在他的艺考上。

反正在杨艳玲的规划里，杨乐以后肯定是要做演员的，文化课成绩好不好无所谓。

班里的老师们也是这样想的。

可杨乐自己心里一直横着一根刺，过不去。

他也是曾经能参加生物竞赛，能发文章，有过科研梦想的人啊，怎么现在会差成这样呢？

那时候没有人关心他的这种想法。

杨艳玲关心的是他有没有按时吃饭，有没有好好学表演；老师们关心的是他是不是遵守班里纪律，有没有影响其他同学的学习；而班里同学在知道他是艺术生之后，也都觉得反正他之后是要分班去集训的，没有必要跟他多交流文化课的事情。

杨乐遇到不会的题去问老师，老师就说，这个你没必要懂。

去问同学，同学就说这个教了你也不会。

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说杨乐的科研梦想是被他自己放弃的，不如说是整个成长环境，替他做出了选择。

在那个所有人都不觉得你有自主意识的未成年时代，一不小心，周围的一切都会变成你成长的阻力。

杨乐不甘心，他去跟老师说，跟同学说，跟杨艳玲说，他是想好好学文化课的，他想做科研，如果有机会，他也想成为一名科学家。

但是所有人都说：你先证明给我们看啊。

现在的成绩考成这样，谁能相信你能靠文化课成绩参加高考呢？

那是杨乐第一次感觉到绝望。比爸妈离婚、后爸出轨还要严重的绝望。

他们要杨乐证明，但又阻断了杨乐能想到的各种努力的途径。

就像有一只笼子，把杨乐牢牢地关在里面，笼子上有成千上万把锁，只要打开一把，他就能把头探出去松口气。但是没有。

直到有一位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的余徽晓同学，主动过来，朝杨乐伸了一只手。

从那以后，杨乐身边就多了这样一个嘴硬心软的人，陪他一起努力向上。

杨乐不知道被余徽晓嘲讽了多少次，她用冷漠的眼神看着他，嘴里永远说不出好听话。但和周围所有人不同的是，余徽晓从来没离开过他。

每次杨乐失败，余徽晓嘲讽完毕，就静静等在杨乐身边，看着他自己爬起来，往前再走一步。

杨乐终于找到了一位问问题会给他解答的人，虽然偶尔会因为听不懂，被余徽晓嫌弃地用笔敲一下头；或者上课走神，会被她忽然踩一下脚丫子。过程确实很痛苦，但看到自己的进步，杨乐还是有一丝小开心的。

只是那时候年纪小，许多事情想不清楚吧。

早年因为受不了“余氏集训”的痛苦，杨乐也觉得很压抑来着。

分座位的那天晚上，杨乐哭着跑出去，把所有的压抑都哭完了。

哭完又想想，谁的成功路上，不痛苦不压抑呢？

想清楚了，杨乐回到班级门口。

班里同学正对搬到后排的余徽晓起哄，说她欺负杨乐。

就跟两人三足他摔倒，班里女生质问余徽晓时一模一样。

一个个义愤填膺伸张正义一样。

余徽晓没解释，只是孤零零地坐在座位上，一言不发。

她因为自己受了多少委屈，杨乐已经数不清了。

他们虽然是两个性格截然相反的人，但有一点，是一样的。

他们在班里都没什么朋友。

可能做得太好的女生，和做得太差的男生，在世界上大多数人眼里，本身就已经是另类了。

杨乐站在教室外面，透过窗子，看见乌烟瘴气的一群言论，狠狠砸在余徽晓身上，而那个人还在若无其事地专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