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淡淡喝下一口啤酒，说：“谢就不必了，我也没做什么。”

“如果再晚半天，心外那位病人可能也不行了，而且——”

话说一半，钟烨呼吸微沉，转头看向俞锐：“不止心脏，还有眼角膜，肝脏和肾脏，家属也一并签署了器官捐献同意书。”

这点俞锐倒是不清楚。

但一场无法挽回的逝去，可以同时给四个人带去新生，这是生命的延续，也是对生命的尊重。

他怔愣一瞬，望向窗外渐渐消失的落日，脑海里闪过16床的脸，有敬佩也有惋惜，甚至很遗憾也很不舍。

万般情绪交杂，实在很难说清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你，究竟是怎么说服病人家属的？”钟烨还是没忍住问。

俞锐摇了摇头：“我什么都没说。”

“什么都没说？”钟烨面露狐疑，有些不信，“那家属态度怎么会转变这么快，还转变这么大？”

在此之前，不管是OPO的人，还是心外孙主任，甚至连钟烨本人都去找过病人家属。

但对方情绪激动，还极其抗拒，根本连谈的余地都没有，更别说答应捐献器官了。

最后也是真的没办法了，OPO的梁主任才会舔着一张老脸找上俞锐。

可当时俞锐态度坚决，这件事又的确是在强人所难，梁主任和钟烨都已经做好放弃的心理准备了，没想到还能在关键时刻迎来转折。

“是生前预嘱。”俞锐只回了他五个字。

片刻恍惚，钟烨很快就明白了。

其实，和OPO跟钟烨推行鼓励器官捐献一样，俞锐从藏区医院调回来以后，一直就在身体力行地科普推行生前预嘱。

那些饱受痛苦只剩下绝望的癌症末期病人，那些遭逢意外只能靠呼吸机维系的患者。

这世上有太多的无能为力了，生老病死又是每个人必经的过程。

生命的降生总是让人兴奋雀跃，可如何面对死亡，如何体面地离开，却始终都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话题。

当一个人躺在病床上，不能动也不能说，甚至无法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意愿，只能任由他人决定自己的生死去留。

哪怕一开始就说好的，可事到临头，即便患者本人不想过度治疗，但家人却不愿放弃的病例实在是太多了。

良心的谴责，情感的割舍，道德和伦理的较量之下，病人的尊严和意愿逐渐被忽略，甚至被抛诸脑后。

于是走到最后一步，插管，鼻饲，电除颤，乃至于气管切开，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人全身插满管子，只能绝望地煎熬。

一直熬到油尽灯枯，咽下最后一口气。

毫无质量的延续生命，不仅是在增加病人的痛苦，连病人最后应有的一丝体面和尊严也荡然无存。

而生前预嘱所要解决的，正是“尊严死”的问题。

尽管在国内，生前预嘱并不合法，但已经有一部分医学界人士自发地组织起来，开始从科普到实践过程中，逐步进行推广。

俞锐就是八院最支持生前预嘱的人。

尤其他手下的脑瘤组和重症组，一直就是高死亡率的组别，很大部分的病人，最终无可避免都会在监护室里等待生死宣判。

有些病人明明已经无自主呼吸，处于脑死亡的状态，可只要家属不愿放弃，他们就得用尽各种方法去抢救，甚至眼睁睁看着病人靠呼吸机维系，直到各项器官衰竭。

所以遇上那些病情严重，又明显已经无法治愈的患者，俞锐都会让科里的医生在适当情况下进行生前预嘱的科普，把选择离开的方式交还到患者手里。

在这件事上，钟烨虽然并不反对，但也从未表现出支持。

他个性务实且看重成效，生前预嘱的推行难度太大且收效甚微，远没有器官捐献那么迫在眉睫，所以他根本不会投入人力物力去做。

何况到目前为止，未做公证的生前预嘱并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顶多可以作为病人清醒时的想法，在必要时刻传达给需要做选择的家属。

这次16床的事正是如此。

早在16床查出脑瘤时，俞锐就跟对方科普过生前预嘱，对方签了，但也只是一纸文件，并不具备任何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

梁主任找上俞锐的时候，从内心来讲，面对心外等待移植手术的病人，俞锐心里不是没有过犹豫。

可犹豫过后，他依旧认为，哪怕只剩最后一秒，生命本身也值得被尊重。

他没办法为了简单寻求所谓的最大利益，在情感和道德上施压，迫使本就在彷徨哀痛中的病人家属放弃自己的至亲至爱，还要去成全别人。

将心比心，他做不到。

他能做且也唯一想做的，就是在最后关头把那份生前预嘱交给家属，由家属们自己去做选择。

好在，挣扎过后，病人家属还是选择尊重患者本人的意愿，放弃全部创伤性抢救，捐献可用的身体器官。

顾翌安也听说了这件事。

晚饭过后，俩人坐在沙发上，聊起16床，也聊起生前预嘱。

生前预嘱在美国早就合法化了，在这方面，顾翌安远比俞锐更有体会，甚至也在霍顿遇到过很多类似的病例。

人文关怀和医学伦理，时有矛盾，往往并不见得能两全，但所有医学界的人都在不懈努力，试图在两者之间求得一份平衡。

不过国内环境受限，情况也完全不同，俞锐做这样的事不仅耗费精力，很多时候还会面对家属和病人的不理解，和不信任。

顾翌安对着电脑一边处理电子邮件，一边听他讲了小半天。

听到最后，顾翌安目光依旧注视着电脑屏幕，接话问道：“怎么会突然想到要做这个？”

俞锐坐他旁边，手里翻着一本原文书。

夹上书签，俞锐把书放回茶几，往沙发上一横，头还枕在顾翌安腿上。

这么躺着很舒服，他抬手摸着顾翌安下巴，语速放得很慢：“我只是在想，如果有一天躺在病床上的人是我——”

打字声倏然停下。

眉头也瞬间皱起，顾翌安垂眸看着他，表情很不好，嗓音都沉下来：“好端端地，你在瞎说些什么？”

“别紧张啊翌哥，我只是打个比方。”俞锐嘴角扯出点笑，还摸了摸顾翌安的脸。

微微一顿，他又敛起笑意，跟顾翌安对视的眼神也变得认真严肃起来。

然后，他说：“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什么意识都没有了，不得不做最后的选择，那我一定不愿意让你去签那份放弃治疗同意书，只要想到这个，我就受不了...”

顾翌安眉头还是皱起来的，眼底闪过一丝异样的波动。

俞锐说的这句话，让他想起之前在霍顿的一个病人。

那是他刚到霍顿的时候，科里当时也是有一个脑胶质瘤的末期患者，八十多岁高龄，无儿无女，身边只有一个老伴儿。

住院没多久，病人自知时日无多，早早就找律师签署了生前预嘱。

但当病人陷入昏迷需要抢救的时候，接手的主治大夫突然拿不定主意，犹豫半天还是去找了病人家属，询问老太太究竟是选择放弃还是选择继续抢救。

就为这事，科里专门组织了一次开会，白发苍苍的老主任当时沉着脸足足半小时没说话，整个会议室的人一头雾水，只觉得气氛沉重，连大气都不敢喘。

最后，还是老主任开口打破沉默：“你们认为，生前预嘱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

其他人窸窸窣窣讨论半天也没人敢说话。

老主任扫视一圈，面露遗憾，沉沉叹息一声，他说：“不仅仅是维护病人个人的尊严，它也是为了保护病人家属，保护我们挚爱的人。”

生前预嘱体现的不仅仅是一份人文主义的尊重和关怀。

它的存在，还有另一份价值——目的就是减少家属在亲人临终时不得不作出抉择，尤其是签署放弃治疗同意书时，心底承受的那份剧烈的痛苦跟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