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正式的政策的都还没下来，春风都还未吹到家门口，他就看准了风向，秘密地带头挨个对村民游说茶园里分公家私家的事儿。南方宗祠文化盛行，因为利益核心所向，他年纪轻轻就入主祠堂，当上了家主。

后来政策一下，他又半刻都没犹豫，风风火火的搞承包、确立经营品牌、办合伙企业，紧接着又注册了民营公司。早些年企业家的诞生史简直就是一部辛酸血泪史，在这个过程中，他还因当时那个莫须有的，现在看来极其可笑的投机倒把罪入狱呆过数月。

席卫城积累原始资本的过程肯定是血腥泥泞的。不过改革开放后最早涌现的那些私营民营企业家，有几个人的屁股是干净的？

大环境不成熟，个人如何去对抗国家机器，与其硬碰硬，还不如各取所需，一起发达致富。

出狱后席卫城性情大变，他一改往日意气风发时代弄潮儿的姿态，变得喜怒分毫都不形于色，变得笑里藏刀深于城府。

他改变了经营方向，瞄准地产，开始四处囤地，同时也跟一些地方官员越走越近，因为背地里一些秘而不宣的腌臜交易，席卫城越走越顺，他既求财也求名，不过短短几年，他明面上充满权力色彩的头衔就多得一张名片都印不下了。

在席澍清成长的过程中，席卫城总下意识的给他灌输一个观念：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他所占有的社会资源。

这个社会资源，当然就是指权和财。

席澍清二十出头时并不能完全认可这个观念，他那时怎么也想不通，他那个日常喜爱穿着一身粗麻外衫对外一副乡野闲人一般的父亲，为什么会那么嗜权。

直到后来他本科快毕业时，席卫城因为涉嫌几起经济类的犯罪，闹得整个宗族内人心不稳，席澍清那时很感激自己学了法，他要尽孝尽忠，当然得站在自己家族的一边。

当时公检那边掌握得最足的是关于串通投标罪的证据，且涉案数额上亿，席澍清整日诚惶诚恐，替他父亲担忧，哪知席卫城还是跟什么都发生似的，该喝茶喝茶，该干嘛干嘛，赏花作画钓鱼陪爱妻一样都不落。

席卫城识人用人很有一套，板荡识臣诚，他极有耐心，事起发酵，他反倒按捺不动。其实他一直在借机暗中观察，稍有异心的，不管有多亲，他不动声色的就能把人慢慢地踢出席家的势力圈子，且永不再任用。

同年，席澍清选了攻读刑法学硕士学位，他当时的出发点其实很简单，就是希望有朝一日他可以利用自己所学帮上席卫城，而席卫城却直接绕开他找了个当时的刑辩第一人，一个从最高检半路下海，具有法检背景的刑辩第一人。

席卫城不是不把席澍清当自己人，他是觉得用不上他。

他不希望火候欠缺的年轻人做无用功。

席卫城关于串通投标罪的那个案子本来是个十拿九稳能定下来的铁案，结果就是因为请了个曾经的手握重权而今余威尚在的人当军师，检方最后做了不起诉的决定。

席澍清拿着公开的不起诉决定书，颓然失色，不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父亲该进去该接受制裁或者怎么样，而是因为他仔细分析，深深思索原由，才突然意识到，他们可能进行了一些不为人知的交易。

他父亲曾说得半点不错，钱和权都是好东西。

或许席卫城这辈子永远都不需要他席澍清的帮助。

之后，席澍清主动拜在那个刑辩第一人的门下，在国内读研三年的课余时间，他除了学日语，剩下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跟着他的师傅帮席卫城处理那些可能会被人拿捏的小尾巴及烂摊子。

他后来为什么又申请去日本读刑法学硕士，因为那几年他几乎没有学到一点有价值的理论知识，他发现，在特殊的环境和国情下，挟势弄权、鱼龙漫衍，那些课本知识真不如有权有势来得有用。

他周身的戾气明显在不断加重，他原先爱穿浅色暖色系的衣物，结果那些年，无论什么色都被他穿得带上了血腥的肃杀之意。

想当年，他也是个热血沸腾，高呼绝不改初心的法学新人，哪想最后他也没能从诡谲泥淖里不染一尘的出来。

再之后，席卫城偶然听到了一些于他不利的风声，他预判精准，反应神速，不愿承担未来意外的风险，于是便果决地向海外转移财产，开始满世界的寻求投资机遇，并携席家的主心骨去办理了退籍移民的相关手续。

而跟他有着最亲近血缘关系的席澍清却选择了保留原籍不动。

席卫城在国内的那一大摊子事儿彻底处理好了后，席澍清也再无后顾之忧，安心的填补遗憾，去了日本专心研究刑法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