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学院宵禁管理松散，外来人员常能大摇大摆地进入宿舍，打着交流艺术的旗号通宵玩乐。向境之第一回 收到邀请，背后网兜踹了十来瓶地道烧酒，其中一瓶茅台，由人领着混进学生宿舍，网兜一敞开，酒香四溢，引得同楼的学生一道涌来，吴问那间宿舍立时被挤得难以翻身，向境之便随他坐在上铺床沿，分享着市场淘来的最新外语片。

吴问问他多久的，他便答三个月的，于是吴问就笑，说真好。他们之间从不说谢谢。

但向境之并不是常能来学院，吴问也忙着课外课内的拍片训练，一次整个学期只见过一面。向境之忙着四处跑戏，忙得不可开交，直到三月头，吴问邀他出演自己最新短片的男主人公，一个经营着破落理发店的城镇青年。

“我很想去，也和他约好了时间详谈，但后来你叔叔替我拒绝了，”向境之回忆道，“我起先不情愿，认为他不该借此抹杀我和吴问之间的情谊，可他的理由说服了我。”

陈冬青向他指明眼前显而易见的本末——一块鲜血淋漓的大肉，和一根尚吮不出骨髓的骨头，你应该明白孰轻孰重。

拒绝吴问后，向境之忐忑等了整一周，没有等来意料中的责问和诘难，他终于按捺不住，前往电影学院寻找那块骨头。但吴问不在，或者说是拒绝见他。

“我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原来那部短片是他写的自己的故事，他想拍自己，于是想到我。他曾经说我们很像，有时候他能从我身上看到他自己，而那个青年，就是十八岁到二十二岁的吴问。”

向迩问：“为什麽会认为你们相像，什麽方面？”

向境之掀起嘴唇笑一笑：“我不知道，他没有告诉我。”

但他也曾好奇询问。那天吴问撑着日记本坐在高危看台的第三层，落日携着微风钻进他那条格子围巾，他像被风勒住了脖子，因此攥着日记本的右手剧烈抖动：我们一样沉默，一样热烈，最后也会一样死去。

“至于他跳楼的事，算不得偶然，或者说那是他处心积虑更恰当。那天他剧组收工，我在外面等他，我们约好一块儿回学院，后天再一道出国看艺术展。说来很好笑，当时他同寝室的一个学生也去了，但他是被邀请去的，我和吴问是自己腆着脸去的。那次艺术展由一位收藏家举办，半私人，半公开，有门道的都去了，我和吴问那晚还在计划，到时和举办方碰上面，该说写些什麽好。我们聊得很开心，像以前每一回那样投机，后来吴问说想喝酒，要我出门去买，十五分钟内必须回来。我原本不想去，因为那是冬天，天很冷，外面还在下雪，我没有穿靴子，只是一双单鞋，穿着脚趾很冻，走着也疼。可是吴问很坚持，一定要我出门。我想他今晚喝不到那口酒，恐怕是不肯罢休，于是就去了。他把他的靴子送给我，鞋帮那还缝着一颗五角星，他说那是他妈的手笔，因为靴子脱胶，鞋帮也裂了缝，为了新奇，他妈特意买了册子，照着五角星缝的。我记得那双靴子特别暖和，走在路上像踩着云，走路没有声音，身子也轻飘飘的。我走出宿舍，走了一百米，突然就听到背后有东西掉下来，很重的一声，好像有人在附近拉了一颗原子弹，所以我回去找，就看到吴问躺在那儿。他死得很快，但奇怪的是他没怎麽流血，按理说一个人死在雪地里，至少雪要变色，比如变红，或者变黑，但吴问死的时候没有。我甚至不确定他已经死了。你知道他为什麽会死吗？”

向迩静静望着他，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向境之笑着随他摇头，“我也不知道。”

或许死亡和爱类似，试图究其源头的想法难免愚蠢，就像吴问说的：它们一样沉默，一样热烈，最后就会一样死去。可叹的是，向境之直到现在才明白这个道理。

深夜时分，风也寂静，向迩靠在二楼阳台休憩，举目不见星，头顶黑压压的一片，以他身后延至远方。他不可避免地回想着下午爸爸说的“吴问”，蹊跷的是他很难在大脑中凭想象绘出一张面孔，更难为它赋名，他被一种呼之欲出的情感囚困，探手摸索，隔在对面的似乎是团空气，又似乎是张人脸。如果是后者，那会是谁的脸，他自己，向境之，还是那个吴问？向迩绞尽脑汁，仍没有答案。

向境之这趟千里归家，假请得紧急，至多再两天，他又得回畲山。向迩听闻这消息，没有表现任何异常，甚至连昨天的怪异也被他踢得老远，餐桌上点一点头，示意收到，接着和爸爸交换消息道：“上午楚阔和朋友约去别山温泉谈事，听说那边风景不错，有雪山，还有地方特色的长廊，我预备和他们一起去，当做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