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王贺的交代，他是华东区的分总，其负责华东几省的销售工作，还有上线。其他四名导致陶勇之死的实施者，也都有此说法。但是，这几人皆称，谁也没见过，或者说接触过，王贺的这些所谓“上线”，只是听他说得煞有介事，还定期去总部开会。

李军等人都觉得，王贺就是老板，这样说，只是为了营造“集团公司”的假象，显得实力雄厚，吸引更多人加入而已。

关于陶勇的死，王贺交代，10月8号晚上，他刚到家，这边公司的经理李军就打电话说出事了，团队里有人要“反水”（即举报）。李军带着手下去“分享”（即沟通劝说），出了意外，人好像不行了。

王贺猜想，是李军的几个主管下手太重，搞出了人命，他当时很害怕，就表示你们搞出来的事自己负责，让李军等人看着处理。

李军却说，之前发现陶勇要举报时，王贺也在，就是王贺让他盯着陶勇，他们才会针对陶勇。10月8号晚上，几个人发现陶勇呼吸困难，瞳孔放大时，李军立即向王贺进行了手机汇报。而且，他本来已经组织几人将陶勇抬到门外，准备送去医院了。这时，王贺却打电话来说，让他们几个先不要送医院，看看情况再说。于是，生命垂危、奄奄一息的陶勇又被抬回了房间。

其余在场三人的供词中，确实都曾提到，10月8号深夜，抬陶勇下楼时，李军曾通过一个电话。但是，对于李军接，还是主动拨打的这个电话，三人口径不一。

但是，这个电话之后，李军确实又决定，不将陶勇送去医院，而是带回屋里。然而，尽管当时夜深人静，另外三人却都因为极度紧张，心中惶然，没能直接听清通话内容。

只是，其他三人仍然供认称，组织内等级森严，申城大区没有协理，李军是王贺下面两级的经理，有事李军肯定要向王贺汇报，李军不能自行做主。

焦旸在运营商处，调阅了10月8号当晚，王贺与李军两人的通话记录后得知，凌晨时，王贺所使用的手机号码，拨打了李军的电话。依据常理判断，正是该通话，改变了李军的主意。虽然王贺不服，警队仍然确认，不送医的决定，为王贺电话指示李军所下。

然后，就进行到下一个关键问题，碎尸的决定，是谁下的。这里，五人的供述，仍然互相矛盾。另外三人，说是王贺跟李军先提出来的都有。王贺称是大家商量着来的。

李军则说，陶勇死后，他提议叫陶勇“入土为安”。王贺认为不行，申城多雨，一旦下大雨，就很容易暴露。另一人说“分开吧”，即指分尸。

王贺同意了，还从家里带来了斧子、菜刀和麻绳，又从附近超市买来了两把新菜刀和很多大的垃圾袋。然后，王贺要求五人一起下手分尸，以示五人手上都沾了血，是一条船上的人，谁也别想跑。

因为李军的说法详细明确，几个细节都说得很清楚，无故意推诿自己罪名之意，且有多条旁证证明，警方最终采信了他的供述。

五人一起分尸后，王贺指挥他们，把尸体分装到几个垃圾袋内。为了不引起环卫工人的注意，由五人轮流开车，每人一袋碎尸，再轮流出去，分送到附近的大型垃圾桶里。这也就是王贺特别自信，其他四人不会“出卖”他的原因。

而就是因为王贺这个“天才”的决定，除了在王贺汽车后备箱里，找到的陶勇DNA之外，焦旸在命人调阅王贺妻子名下住宅，附近几条街上的监控后，挨个查到了五人遗弃部分尸体的视频，成为五人杀人碎尸抛尸的最有利证据……

随后，五名参与虐待、殴打、分尸、抛尸的案犯王贺、李军等人，被申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非法拘禁、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等待他们的，必将是法律的公正审判！

至此，1010碎尸案告破。

李金生将焦旸叫到办公室道：“行，小伙子可以嘛！说话算数，说这个月底前能破案，就果然破了一个。但是，也别骄傲自满翘尾巴，另外那三起呢？”

“在查了在查了！”

焦旸笑道：“领导，这起碎尸案，是两地警方联动的，比较牵扯精力，后续就快了。您再给我点时间！”

“你跟我说，你们重案大队在忙别的，这事凶手知道吗？”

李金生看着他道：“市局组织专家研究了，说这两起入室杀人的，倾向于是系列案。夏珂的律师，听说其他小区新的案子以后，也要求并案调查，释放夏珂。这个案子，你是怎么想的？”

焦旸道：“其实我个人也倾向于系列案，但还是缺乏一些硬性的证据支撑。比如说，现在除了都是入室杀人，被害人都是已经结婚的女性以外，在作案手法上，并不完全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