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彬无奈地找了一下，衣服包里也没有自己证件。想打电话让急诊科的同事来帮忙说一下，又不知道谁在上班，说多了还怕自己和罗铭遥的事情暴露。他向保安解释：“我是半年前调到分院去了，这几个月都没回来，不知道员工通道在哪里。我现在就是找科室同事交代个事情，才过来的。”

保安理都不理他，让他自己走正门通道去。

于是赵彬只能绕了半圈，到医院正门口去登记入内。现在病人多了，进入医院就是扫码登记，只有不会使用微信的老年人才纸笔登记。赵彬摆弄了一会儿，填下自己的个人信息、近期是否去过外地、近期是否有呼吸道症状和拜访事由等。填完以后，出示给正门保安，才被准许入内。

赵彬像以往一样准备绕去工作人员电梯，又被拦住，没有工牌不让进员工通道。赵彬去青北院区以后，换了青北院区的工牌，早把本部的工牌收拾起来了，今天又没回家，根本拿不出工牌。拿出自己是青北院区的说辞也不管用。他也知道这段时间各方面管理严格，保安是尽职尽责，自己没什么好苛责，因此虽然心里极度烦躁，也只能绕回到住院部大电梯，排着队等电梯上楼。

和一堆病人挤着电梯上到呼吸科楼层，一出来，又被拦住，登记。听说赵彬不是病人家属，赵彬又拿不出来工作证，守在门口的小护士就不让进。赵彬不好说自己是罗铭遥家属，只说是找他有事，小护士非常不信任地表示现在有事都在微信通知，没必要到医院里来。

赵彬接连受阻，心情极差，马上就拿出电话，要打给罗铭遥，让他出来接。

小护士冷冷地提醒他：“非常时期，我们主任都不来科室的，你还不是我们科的人，又不是医院来人检查，你能有什么重要事情？你非要进去，我就只有联系院办了。”

赵彬被呛得脾气都熄了。他就站在呼吸科门口，和罗铭遥几步之遥，却没办法过去见他。他焦急却又无奈。他来回踱了几步，难受地抓了抓头，又看了下手机。他深知护士说的这些是完全正确的，这样的特殊时期，他不可能此时违反规定，也不可能为难护士。他最终只能选择放弃。

就在他准备走的时候，查房的医生从病房往办公室走回。他顿了顿脚步，想看能不能见到罗铭遥，结果回头一看，走过来医生全部穿着防护服，根本看不到脸。带队查房的二线走在前面，后面跟着7个医生，都在认真听二线只是，穿上防护服像大型玩偶一样，笨拙地走过，还边走边点头。只是看过一眼，他也觉得好笑，自嘲地摇摇头，准备离开。

电梯到了，他走进电梯，回头，最后一眼不经意地瞥过去，刚好看到走在后面医生的背后，防护服的背上写着医生的名字——罗铭遥。

那一瞬间，他差点就要冲出电梯，但他脚步刚动，电梯门就在他面前关上了。他立伸手去按电梯开门键，但电梯门已经合拢，电梯开始下行，按键也没用。电梯里其他人对他一阵抱怨：“干什么啊，你自己坐到一楼再上去啊。耽误大家时间。”

赵彬收回手，低下头。电梯到了一楼，他走出电梯，犹豫了一会儿，最终没有再回去找罗铭遥。

他来的时候心情那么轻快，走的时候却如此沉重。他在医院门口回望这熟悉的几栋住院大楼。冰冷的建筑没有温情和美感可言，它们屹立在这里，如此高大。对病人而言，这是一个救命的地方，也许是希望的丰碑；对此时的赵彬而言，它们就像加在这个职业上的枷锁一样压得人喘不过气。这一刻他才真切地体会到，做一个医生，自己牺牲了多少。他总是想这些付出是应该的，罗铭遥会理解——罗铭遥也的确理解。但是理解和包容就够了吗？他们之间，已经错过了那么多时间，他们最好的时光都为这个职业付出了，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他们连在一起相互依靠、相互安慰的机会都没有。

四月开始，疫情进一步好转，C市现存确诊病例一度清零，后来又因为一波境外输入，上升了一次。不过到月底时候，现存确诊人数再次清零，还在医学观察隔离的人数也仅有37人。形势大好，C市管制也逐渐放松，人少的开放场合，已经可以不带口罩。赵彬他们小区里，晨练的大爷们早就放飞了。

武汉的疫情也好转起来，在四月八号宣布解封。C大附院先后派去了六批人援鄂，现在也开始分批回撤。李盼秋他们第一批去的人，已经呆了两个多月，解封后也就是第一批回来。他们走之前现在武汉隔离了两周，才坐上飞机。C市为他们开了专机过去接人回家，一路上各种凯旋仪式。机场的水门，路上的夹道欢迎，医院的凯旋大会，援鄂医生们捧着花激动地直掉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