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兰生说：“我知道。”胶片经过显影、停显、定影、干燥等步变成原底片，呈现负像，而原底片只有一个，非常珍贵。

他不仅知道，他还去过洗印厂。洗片大厅里充斥着卤化银药剂的味道，与胶卷的味道一混，比荷尔蒙还要迷人。工作台上有剪胶片的小铡刀，还有用于做标记的白色记号笔。当时那家厂子是用自动卷片的剪辑台来剪辑的，下面挂画面拷贝，上面挂声音拷贝，一部普通国产电影至少要用十本胶片，加在一起3000米长，让谢兰生印象深刻。师傅们跟导演、摄像商量前期的测打光，让对方务必考虑周全，因为后期很难调整。

顿了顿，谢兰生说：“是这样的……我已经把分镜头表给贵公司寄过去了。”

“对，我收到了。”

“嗯，您能看到，分镜头表比较详细，每一场的下属镜号也被标在第二列了。同时，因为需要节省胶片，我们几乎每个分镜都只拍摄了那一次。唯三拍了两次以上的地方出现在脚本的第65页、第130页以及第195页，对这几处请都使用最后一次拍的片段，我已经在分镜脚本的空白处标出来了，我想这些会给LAB的剪辑降低一些难度……还有，为给后期提供方便，在片场时我们是用英文说写拍摄场次和镜号的，可以对上。”

Nathan似乎在考虑可行性，语速很慢：“OK……OK……我了解了……”

“对不起，我也没钱去悉尼了——”谢兰生的一把声音在柔和中带着坚持，“我只能用电话和您说明这部电影的立意、剧情、人物性格、还有伏笔。”

“嗯，您说。”

谢兰生把莘野改过的英文稿缓缓念出来，并且确保Nathan听懂了他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他对莘野还演练过，莘野说他都能明白。

Nathan也听得十分认真，还反问了几个问题，谢兰生都一一答了。Nathan还是希望谢兰生能冲一个样片出来，并亲自到澳大利亚和实验室即时沟通，可谢兰生真的没钱。

最后，谢兰生说：“Nathan，我们是中国大陆第一个或者第二个自己拍电影的团队。我们真的希望可以制作一部好的片子出来，给中国的独立电影开个好头，抛砖引玉，给类似的电影团队一点灵感、一点激励。”

Nathan道：“我理解。”

“我……”谢兰生几乎是在乞求地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讲，但是，如果您能把它当做您自己的片子来做，我一定会从我心底里感激您，并且永远铭记您的这份善良。”他希望能得到支持。

听到“always remember your kindness”，Nathan被震了下，半晌后才道，“说实话，只剪一次，只冲一次，即使对我而言也是相当大的一个挑战。你们既然经费有限我也不就多说什么了。我没办法保证任何事，我只能说，虽然这单金额很小但我一定尽力而为。”

谢兰生说：“谢谢，谢谢。”

放下电话，他长舒了一大口气，感觉自己非常幸运。

搞定了。谢兰生会相信Nathan，相信对方能给《生根》最合理的剪辑手法和最完美的呈现方式，也相信Nathan并不会把相对简单的《生根》剪辑给搞砸。

…………

把摄影机还给北电，把灯光还给在开广告公司的本科室友张世杰王中敏（第1章 ），谢兰生把几本胶片按照顺序整理了下，便郑重地去邮局了。

他要把《生根》的胶片寄到遥远的澳洲去。

小红小绿都不在，莘野已经去上海了，谢兰生只能自己一个人去办理邮寄。

在谢兰生家旁边的邮电局东四十条所，谢兰生跟柜台阿姨买了一个大纸壳箱，把封好的《生根》胶片小心翼翼地放进去，称了重量，贴了邮票，接着抱着小纸壳箱，右手掏出一张白纸，问对面的柜台阿姨：“那个，这张说明，可以贴在盒子上吗？贴在哪里比较合适？”

柜台阿姨十分不耐烦，问：“什么东西？”北京大妈嗓门超大，谢兰生的娘李井柔近年也有这个趋势，谢兰生总觉得不妙。

谢兰生答：“给海关的一个说明。”

“哈？”

谢兰生又大了点声儿：“给海关的一个说明。”

这是莘野曾告诉他需要准备的东西。谢兰生活了22年多从没寄过国际包裹，也不知道向澳洲寄电影胶片需要清关，然而前几天，就在他刚下定决心要去澳洲做后期后，莘野给他打电话说“一切发往国外的东西都可能被对方国家的海关开箱查验”，让他准备一个显眼的“attention”字条贴在箱子上，同时也贴在每盒胶片上。

白纸上，有谢兰生用中英文给海关写的请求信：【内含胶片，不能见光，恳请海关谨慎开箱。】是用粗黑的笔写的，非常显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