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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也是上辈子积德，可能也是老天爷不想对我们赶尽杀绝，由我和老师主要设计的第一次血清试验在不被众人看好的情况下竟然成功了，而且当我从实验室的隔离间走出来的时候，老师抱着我哭了。

我成了整个疫区第一个拥有抗体的人。

血清提取的后续工作也在顺利开展，成功抑制了一部分病情后，另一边的抑制剂也正式投入到了临床实验中去，几个月后我们又成功提取到羊血清，弥补了人血清来源有限这一缺点，量足又安全，对于这个被笼罩在恐惧之中的小城来说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好消息。

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

当我体内的抗体检测确诊为阳性的那天晚上，我成功地在工作人员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和老师的半吊子掩护下，没穿防护服潜入了宋嘉遥的病房，给了他一个堪比八爪鱼的熊抱。

他带着隔离口罩，只露出一双大眼睛在外面，我这儿哭得鼻涕眼泪一把抓，他看向我的眼神却是半点重逢的喜悦都没有，只有气恼，还使劲把我往外推。

看得我心脏生疼，要不是害怕他直接气过去，我都想在他眼皮上亲两口。

我好想告诉他这几年我有多想他，每天隔着玻璃看他的时候我有多害怕，可那些话从嗓子眼里钻出来就清一色地化成了嚎啕大哭，最后安保人员实在看不去了，以我打扰病人休息为理由，第二次给我拖了出去。

后来宋嘉遥因为这事打了我一拳。

不过这一拳挨得不算冤，几周之后我才想起来我当时没告诉他我有了抗体的事情，并且在被安保人员拖走之后足足一个星期没去找过他。

那一个星期里，我一面被抽血，一面忙着提取血清，还要设计第一批临床试验，压根儿忘了隔离区还有个为自己成功把病毒传染给我而懊恼不已的宋嘉遥。

但是打完我他也哭了。

出院的患者逐渐多起来之后，我就搬了张病床和宋嘉遥的并在一起，他不大乐意，但他一个病秧子打不过我。

等到钻进被窝里抱他的时候，我才发现他瘦了多少，不由得想这病虽然治好了，可是身体也熬完了。

我把脸埋在他硌人的锁骨间，我不敢张嘴说话。

难过会自己从牙缝里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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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宋嘉遥的那个队友老程问起我外债的情况，我可能这辈子都不知道他去那捞尸队是因为我，也不知道那伙儿放贷人曾经找到过宋嘉遥。

更不知道这些年他过得一点都不好，省吃俭用把钱攒下来，但是不会用银行卡，于是就把这些命换来的钱都交给了自称是我的学生的骗子。

宋嘉遥可以出院的那天，我拿轮椅去接的他，他已经在病床上躺了太久，走路不是很灵活。

我怕他不能招风，就拿我的实验服给缠了好几层，宋嘉遥还没说什么，我老师倒是给我一脚，说我把人家缠成了个木乃伊。

我打算带他回桐城，一别十一年之后，当我第一眼看见他就有了这个想法，我甚至没想过他会拒绝，直到我们这边的工作结束后，我和实验室的师长朋友挥手道了别，随后推着他往火车站走，他才扭过头一直问我去哪去哪。

我听得一头雾水，回家啊还能去哪。

他仰着干瘦的脸看着我，那双眼睛里有欲言又止，还染上点无助，我忽然间脑子里灵光一闪，头一回这么快的想明白了他在担心什么。

等待火车进站的时候，我把他推到边上去，低头告诉他，多亏了他，外债已经全都还清了。

他果然小小地舒了一口气，迟疑了一下点点头说那就好。

大概是老了，皮肤松弛了，眼眶子也变浅了，他下意识舒气的那小动作都能弄红我的眼眶。

火车咣吃咣吃地开，城市的标牌倒退着离我们远去，我想把这件事情烂在肚子里或许能让他好受一点。

我去找过装我学生的骗子，可惜他的名字更早出现在了疫区每天宣告的死亡名单上，无论愤怒还是怜悯，一下子都没有发泄的对象。

但是不重要了，以后的日子我会把宋嘉遥绑在我的身边，我要把他因为我受得那些委屈全部补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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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推着宋嘉遥回到了桐城，回到了学校旁边的那所教工公寓离，进门之前我故作玄虚地捂着他的眼睛，在他耳边告诉他，一会儿睁开眼就能看到，有阳光的厨房，阁楼上的小书房，还有宽敞结实的双人床。告诉他，年轻时和他挤在出租屋的被窝里描述的未来，都一一实现了。

阳台向东，回家那天刚好是个大晴天，阳光透过长时间没擦的脏玻璃窗，斑斑驳驳地打在地板上，我以为宋嘉遥多少会掉两滴眼泪，然后我俩抱一块哭一哭这些年的遗憾，他却特别不应景地来了一句，你没成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