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所未有的不安和危机感让那帮固定工人心惶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不断怂恿着老冯去找叶秉林说说情，念及过去的情分，说不定董事长会改变主意，再不然，就在负责这件事的向远面前说句软话，好好检讨，事情或许还有回寰的余地。可是老冯这个人一辈子都是刚烈暴躁的脾气。他虽清楚自己离了江源，再难找到这样一个单位，但哪里拉得下脸，当着众人的面，他咬牙说了句，“老子就不信不靠这帮忘恩负义的王八羔子活不了。”
办理离职手续之时，老冯跟叶骞泽打了个照面，叶骞泽面对这个父辈年级的老员工，脸面上颇有些不忍之色，老冯却毫不避讳的当即指着他的鼻子叫骂：“你老子糊涂了，你更糊涂，他妈的就是个被女人捏在手里的软柿子，我走了就走了。再过几年，你就等着看，江源到底是姓叶还是姓向。”
在大多数人还没有从这场风波中缓过来的时候，一枚更为重磅的炸弹落了下来。一次全公司中层以上管理人员会议上，叶骞泽代表父亲叶秉林宣布了公司一个新的改革方案：新年一过，所有的生产部门都采取承包的形式。车间主任即为承包人，只需要向公司缴纳一定额度的保证抵押金，完成指定的生产定额，超出部分即可作为承包收益。公司对承包人只有一个要求，车间总定额必须细化到个人，并且无论员工身份，一律取消固定工资，所有的工人都按照本人完成定额的情况来发放工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当然，为了表示对固定工的适当照顾，公司象征性的给予他们每月不到五百元的补贴。
这个方案一经公布，众皆哗然。那些外地合同工更多是持不敢置信和疑惑观望的态度，可固定工方面却毫无意外的炸了锅。公司虽然一再重申，他们和普通合同工不一样，只要他们没有像老冯那样严重违纪，江源无论如何都会有他们的一席之地。但是他们心里很清楚，一旦取消了原有的固定工资，就意味着他们势必要跟那些外地人一样没日没夜地干活，去争那点定额。否则仅凭那几百块的补贴，是绝对不可能维持生计的。
公司既然已经将工程分包到各个车间，作为承保责任人的车间主任为了尽可能的拿到更多的超额收入，下放到每个人的定额必然不会太低，以这些固定工现在的能力和水平，他们要完成与合同工一样的定额难之又难。这是很简单的一道算术题，大家心里都有一个算盘，完成的工作量少，收入就低，即使加上那寥寥无几补助，别说达到以往的收入水平，就是跟一个身强力壮的临时工比都未必能及。而且方案里说得很清楚，干不了，可以，那就去干得了的岗位，越是轻松，收入就越低，总之江源会履行董事长的承诺，绝不轻易辞退任何一个固定工，江源永远有他们的位置，永远给他们一碗饭吃。可是吃不吃得饱，就看他们自己了。
这么一来，享受了许多年优待的元老们哪里肯依，一时间，公司办公楼里几乎都是来申诉的固定工，有撒泼闹事的、有死赖活乞的、有破口大骂的，当然也有苦苦求情的。可是，他们期望最高，始终站在他们这边的叶秉文这时一副事不关己的表情，说自己也没有办法，拍拍屁股就到国外“考察”去了；叶骞泽虽肯耐心听他们诉苦，好言相劝，但是说要紧的地方，他也只能无奈说这是公司的规定；找向远的更是早早被她的助理拦在了办公室外，即使见着了她本人，她也是一句话推得干干净净。向远说自己只能管到车间主任一级，任务已经总包到车间，至于车间内部如何分配，她管不着，有什么事就去找车间承包人，那是他们小集体内部的事情。
这才是向远的高明之处，即使再多的人知道那方案实际出自她之手，那又如何，直接面对这些纠纷的人不是她，而是从承包中得利的车间主任。正如她说服叶秉林时提到的，只要分给车间主任一点利益，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也调动了，而且，坏人自然有人抢着做，风波是免不了的。但是，任何事情只要大多数人得益，就用不了多久。合同工那边总算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跟固定工的同工同酬。虽说收入未必明显见涨，但劳动积极性竟是高了许多。固定工们再横也没有法子，他们中的中坚力量，也就是车间主任一级的管理层已经是既得利益者，自然会维护改革。剩下的一部分，纵使再多不满，也无可奈何。公司没有违背合同约定，只要他们愿意，还是可以一直在江源干下去，而且留下来虽不可再如往日风光，至少饿不死，要是出了江源，他们又能去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