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在家工作。在4家报纸和5本杂志上设有每日每周每月出稿频率不等的数个专栏。我写上海老房子的维护弊端交通堵塞因素分析伊势丹新款香水出台到家里一条金鱼因孤独而死的所有事情。

有时候文字让我一览无余。有时候我是一个隐蔽的女子，隐没所有生活的真相。

为对抗噪音，会关严窗子，放一张PJHARVEY的CD，把她的颤抖的尖音调到让耳膜麻木的高度。疲倦的时候，就趴在阳台上，看着呼啸而过的车流，安静地抽一支烟。

DAISY去香港之前的告别聚会，在徐家汇一家旧式餐厅里举行。人太多太吵闹。上海话在大声喧哗的时候恁地吵闹。于是可以心安理得地不说话，一直埋头吃一道餐厅最有名的糖醋鲥鱼。

整个餐厅其实是一节被废弃的火车车厢，据说清末某位显赫的太后坐过。窗外能看到茂密潮湿的树林，被刺眼的白炽灯直射着。火车下面不知道是否有轨道。这节车厢好像是临时在时光里停顿下来。

快结束时DAISY喝醉，大声说话，尖声笑，神态亢奋。突然抱住一个男人对他说，一辰，我后悔我太过爱惜自己，一直放不下自知之明，所以不能与玫瑰来争取你。这句话令很多人变色，相信也足以让清醒后的DAISY后悔不已。

男人镇定地抱住流泪不止的DAISY，轻拍她的背部，犹如爱抚一只猫。我按掉烟头，站起来说，我送她回家。一场盲目的聚会于是仓促结束。

男人送我们。他开一辆旧的莲花。车子在高架上飞驰的时候，冷风灌进来，两边的高楼迅速地后退。他说，很抱歉。他的声音是真诚的。

我说，我略知一二。在复旦的时候，你们有一个剧社。你是负责人，玫瑰是主角，DAISY始终属于观众。其实也没什么。DAISY是矜持的人，过分关注自己，即使上了台也无法演戏。

把DAISY送到她父母家之后，他再开车送我回家。

已经凌晨两点。路边24小时营业的罗森店，我下车买东西。拿了一瓶威士忌，健牌香烟，上海红肠。结帐时附带买了两串热腾腾的豆腐干。

我说，今天吃饭的餐厅叫什么名字。

上海小站。

呵，适合告别的地方。我把串着豆腐干的细竹竿递给他。吃吗?

他微笑着接过去。眼睛盯牢我看。那是一双镇定的眼睛。他穿白衬衣，咸菜绿粗布裤子。清爽的平头。在一家德国公司做市场部总监。

29岁的上海男人。

偶尔的晚上他打电话过来。我这边电话里的声音总是嘈杂。高架桥上的车流，键盘噼哩啪啦，音箱里有TECHNO电子舞曲或者是寒冷的歌特音乐。他说，你给自己搭了一个舞台吗。

我偶尔换一张CD，放流水一样爱尔兰风笛给他听。悲凉的《The level plain》。我们对话，断断断续续。从童年的小伤疤，喜欢的书，直至理想。一路讲起。他有那么多的话要告诉我。

惟独不谈玫瑰和工作。因那是他生活最重要的现实和内容。

有时候他用上海话回应我。他说，好啊呀。

无限宛转的柔情，是掠过手心的一道微弱光线。

好啊呀。好啊呀。好啊呀。

半个月后的某天，是春天的黄昏。门外突然传过敲门声。DAISY临走之前曾再三嘱咐我，若有陌生人来敲门，务必隔着防盗铁门和他应对。但我却一路跑过去，哗地一声把铁门大大的拉开来。惊天动地的声音在寂静的空气里振动，似乎能听到尘烟倏倏掉落的仓皇。

刺眼的西下阳光照耀空荡荡的走廊，照亮阴影中男人的容颜。他的手里有一大束翠绿的枝叶。大朵粉白的喷香的花。是在街边小摊里买来的栀子。

那日我着一件埃及蓝刺绣上衣，大朵蔷薇图案的暗红棉裙。神情疲惫。裸足。他把栀子别到我的头发上，抱我起来，无助的脸用力揉进我的肩窝里。我们像动物一样纠缠着，发不出声音。

那一夜浓香的栀子。放在厨房窗台上，用白铁皮桶盛了清水。在早晨起来的时候，泛出憔悴的黄色。开得太纵情，已经枯萎。

我复制了一套钥匙给他。他可以随时来。偶尔过夜。

如果他来吃晚饭，我就去超市买蔬菜，水果，炖一下午的汤。对着菜谱做他喜欢的香辣蟹和梅菜扣肉。吃完饭，他会得帮我洗碗，清扫厨房，然后做咖啡。

放在厨房里的小收音机播着音乐，他跟着披头士唱，yellow submarine，yellow submarine……窗外有低低的鸟群飞过的声音。有时候我觉得一切似乎不是真的。来得太快太轻易。

某日晚上房东来收房租。他去拿钱夹，我拒绝。数了一沓现金给房东。我的稿费所得维持着温饱。我会一直为自己的辛勤劳作而坦然。房东说，家里很好，真有生活味道。房间里有白棉纸做的灯笼，海报和照片凌乱地贴在墙上，一大缸金鱼，干掉的雏菊，脏的堆在洗衣机旁边的床单，厨房里食物的气味……还有我的穿着蓝色小格子纯棉睡裤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