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一个战友背着人滑倒了，我过去接过他背上的人背在了背上，在雪地里追着排长的背影，赶向医护车……
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我们只有一个身份，军人。军人，这个身份，可以给我们抵抗严寒的勇气，不眠不休的特权，战风斗雪的坚忍。
不管我们是不是刚刚从父母身边离开的半大孩子，不管我们的同龄人是否正在温暖明亮的大学校园里享受玩乐，不管我们同样也是血肉之躯，也知道累、知道疼，受伤了会流血，精疲力尽了会倒下，但我们没有一句怨言，没有一声叫苦，就因为这身沉甸甸的军装。它让我们再疼也得忍，再苦也得扛，再大的困难也要站着用我们的肩膀撑，因为我们是军人!
这是我当兵以来第一次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一个军人的责任，这种责任感是自发的，连里的即使平常再偷懒的、再逃避训练偷奸耍滑的，都没有一个人往下退，都在往前冲，所有人都在冰冷的风雪里争分夺秒，渴了就抓一把雪塞进嘴里，饿了用几块掰散的压缩饼干大伙分着充饥。在那种情形下你根本就不会后退，因为这个集体在感染着你，我为我们连队自豪，为我的每一个战友自豪。
赶到救援地，排长就在前面，我放下背上的人时，看到排长在最后几步时候在冰上滑倒，摔倒在地，那一瞬间他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下面护住了背上的人，可是那种情况下难免还是把人摔着了，等在那的那个群众的亲属们围了上去，我听到他们中间有人在埋怨排长摔了人，我气得气血翻涌，又愤怒又寒心，雪地上坐着我的排长，背着人走了几公里雪地的排长，他满脸是雪，捂着膝盖紧皱双眉，还在向那些老百姓致歉。顶风冒雪不吃不喝干了五个小时没有击倒我，这一幕打倒了我，我过去推开一个数落排长的人，被排长一把拽住，他严厉地叫住我“高云伟!”
我把他从雪地上搀扶起来，他的手、脸都冻僵了，膝盖的疼痛让他站起来时都很艰难，几个战友追过去要拿回排长的军大衣和帽子手套，那几个老百姓不肯归还，说“当兵的发衣服又不要钱，你们再领一套去。”
他们气得发抖，跟那些人理论，被排长的命令叫了回来。
我脱下军大衣把排长紧紧地裹住，紧紧握住他冻得发紫的双手，我们几个看着排长，眼泪就掉了下来。
再苦再累，流血流汗，那是保家卫国，再苦都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可是此刻心里的憋屈让眼泪直掉。这一刻我觉得不值，我们保护的就是这种人吗?当兵不为这声谢，可是军人也是人，军人就应该被这样糟践吗!
排长命令我们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他把军大衣还给我，我不肯，他硬给我裹上，手指用力抹去了我脸上的眼泪“干什么，给我吃冻冰棍?没出息!”他环顾着我们“委屈不当兵，当兵不委屈，把眼泪都给我收起来!”
……
奋战到晚上，路边搭起了野战帐篷，我们和兄弟部队轮流作业，换下来的人员就抓紧时间在帐篷里窝一会。
帐篷里横七竖八躺着认识不认识的战友，冷风从帐篷的缝隙呼呼地往里钻，一天下来我们就吃了一点压缩饼干，扒拉了几口冷盒饭。
我靠在帐篷里，身上已经没有了知觉，身体内的隐痛在这十几个小时里都麻木了，麻木得甚至被我完全遗忘了。
我在几个帐篷都没有找到排长，他一定还在一线没有下来，他的伤能吃得消吗?当时我们给他找的军大衣他又给群众了吗?他在哪儿?……
通讯员跑来，带来连里紧急集合的命令，我们连忙叫醒连里的战友到帐篷外列队集合，我终于看到了排长，他站在队伍前，黑夜中工程车的大灯照亮了他疲惫的脸，他的表情很凝重。
山上供电线路被大雪损坏，造成附近40多个村庄停电，由于我们连所在位置离损坏位置最近，上级命令我们连马上组建一支抢险突击队，由杨东辉担任队长，带领突击队配合供电部门抢修人员上山连夜抢修线路，保证人民群众正常用电。
这是一个危险的任务，山况路况都不清楚，冰雪封山，没有现成的路，何况还要冒着大雪抬着沉重的发电设备，山上随处可能有被雪掩盖的雪窝和断壁，掉下去不是伤就是残。
面对危险，是人都有着本能的恐惧。
杨东辉站在队伍前面，做着简短的战前动员，他的嗓音已经嘶哑，然而每一声都掷地铿锵，像重拳击打在这漫天风雪中。
“出发之前我说过什么?大声地回答我!”
我们大吼“养兵千日，用兵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