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渡车上同行的食客，接二连三地钻进各自的私人交通工具里。不一会儿，山脚处只留下我。

此时已经傍晚，我捶着腿，又揉了揉要散架的腰，一个人慢吞吞地走向公共巴士站。巴士站已经被茂盛的绿植包围了，像个深陷绿意的洞穴。如果不是身旁被擦得瓦亮的路牌，我大概也会以为它已然废弃。

我仰着脑袋，仔细研究路牌上的公交车。最终确认眼下唯一适合的，只有一班驶向军区医院的巴士。到那儿了之后，再换乘另一班就能回家。

弄清楚了路线，我举起终端，对着路牌拍下张照片，发送给莫亚蒂，详细地告诉他该怎麽回家，看到了两条信息全都显示已读，我才继续拉黑他。

脚边三角形的蕨类植物蜷着叶子，屁股下钢制的椅子冰凉得直沖天灵盖，面前黑色的道路从我的左右两端无限地绵延，路面的夕阳细碎金黄，闪闪发亮。

等车的途中，仅剩的烦闷也缓慢地平和了。我一个人坐在寂静的山野里，叹了口气。

这麽多年过去，我依旧不知道，到底为什麽我身边总会上演类似于争风吃醋的戏码。

明明都是很好、很优秀的人，可一旦相遇，便会互飚垃圾话。而其中的原因，貌似都是非常在意我。可如果在意我，难道不应该更尊重我的想法吗？

对于自己，我持之以恒地希望：我是有助于他人的。

基于此，我不喜欢因为我引起的争端，也不喜欢任何人因为我去伤害别的人。每当这种场景发生，我会尴尬得想立刻逃跑，又觉得我应当为此负责。所以我会尽量遏制逃跑的沖动，尝试绞尽脑汁地劝阻。

逃跑或者劝阻成功了尚且还好，可一旦失败——就像今天这样。挫败、无力便会立马填满我的心。

我一直克制的怀疑，也会随之崭露：如果没有我，是不是会更好？

紧随其后的，便是我对自身存在的合理性的诘问。我究竟应不应该存在？又到底是为了什麽存在？我的存在真的是有意义的吗？

这些问题，我从十九岁思考到现在，有时我会给出坚定的回答，有时我飘忽不定，站在虚无的边缘，有时我积极乐观得仿佛心里住了个永远不悲伤的白癡，有时我的答案则消极沮丧得有自毁倾向。

巴士驶上一座漫长的跨海大桥，渐渐靠近市区。我坐在中间的位置，看着窗外从盎然的绿色变换成波光粼粼的海面。

这个时候，我又想和莫亚蒂聊天了。

虽然他刚刚才惹我生气，但能聊这些话的人，似乎只剩下莫亚蒂了。裴可之不在了，白瑞德早就不愿再纠结这些问题。如此想来，还有点儿孤单。

可我才不要主动去找莫亚蒂。我刚刚才对他发火，哪能立马就像个没事人似的和他聊天。怎麽着也得是他向我低头才对。

想不出个所以然，我干脆抛之脑后。恰好巴士到站了，我下车，矗在医院门口。眼前的巴士哼哧哼哧地驶过，取而代之的是挂着的‘住院部’三个红色大字的高楼。我盯着那三个字，忽然记起来，李教官前年便被请进了军医院，他应该就住这儿没错。

于是，我的脚拐了个弯，走向军区医院。

由前台护士的接引，我很快来到住院部大楼的中间层。中间层是打通的空中陆地，专门为一些有资历的军官建了带独立院落的小楼。

这应该是最近几年新建的，我还从没来过。这几年——应该说柏砚在位的这些年，军部的经费从来没断缺过，针对退役军人的关怀政策也一年比一年好。我埋着脑袋，跟着护士七弯八拐，最后进入一座院前种着枣树的平房。护士打开门，和李教官交谈几句，才请我进入。

李教官如今丧失了大部分生活能力，他的病床就安置在客厅。

我一进去，便和躺在床上的他四目相对。见到我，李教官很惊讶，“你怎麽来了？”他撑开耷拉下的眼皮，望着我，眼里骤然亮了。

李教官比我前几年见到他时更衰弱了，他梗着脖子，发狠地用力许久，才勉强支起上半身。他的皮肉一层一层地松弛下来，我坐在旁边的沙发上，清晰地感知到他的生命正在衰老里融化。

在李教官面前，一身老人味的我，反倒成了年轻人。

“来看看您。”我说，看李教官的床从平放状态缓缓升起，“您要歇了？”

李教官缓慢地抹了抹脸，他扯出笑，“就是有点儿困。人老了都这样。”他边说边眯着眼睛打量我，左瞅瞅右瞅瞅，似乎确定我还不错，他又问，“你一切都还好吧？”

“我当然好啊，”我笑眯眯地点头，“我好得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