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语言是不够的，于是再加上动作，服装，脸谱的色彩与图案。连哭泣都有它的显著的节

拍——一串由大而小的声音的珠子，圆整，光洁。因为这多方面的夸张的表白，看惯了京戏

觉得什么都不够热闹。台上或许只有一两个演员，但也能造成一种拥挤的印象。

拥挤是中国戏剧与中国生活里的要素之一。中国人是在一大群人之间呱呱坠地的，也在

一大群人之间死去——有如十七八世纪的法国君王。（“绝代艳后”玛丽安东尼便在一间广

厅中生孩子，床旁只围着一架屏风，屏风外挤满了等候好消息的大臣与贵族。）中国人在哪

里也躲不了旁观者。上层阶级的女人，若是旧式的，住虽住在深闺里，早上一起身便没有关

房门的权利。冬天，棉制的门帘挡住了风，但是门还是大开的，欢迎着阖家大小的调查。清

天白日关着门，那是非常不名誉的事。即使在夜晚，门闩上了，只消将窗纸一舐，屋里的情

形也就一目了然。

婚烟与死亡更是公众的事了。闹房的甚至有藏在床底下的。病人“回光反照”的时候，

黑压压聚了一屋子人听取临终的遗言，中国的悲剧是热闹、喧嚣，排场大的，自有它的理

由；京戏里的哀愁有着明朗，火炽的色彩。

就因为缺少私生活，中国人的个性里有一点粗俗。“事无不可对人言”，说不得的便是

为非作歹。中国人老是诧异，外国人喜欢守那么些不必要的秘密。

不守秘密的结果，最幽微亲切的感觉也得向那群不可少的旁观者自卫地解释一下。这养

成了找寻藉口的习惯。自己对自己也爱用藉口来搪塞，因此中国人是不大明了他自己的为人

的。群居生活影响到中国人的心理。中国人之间很少有真正怪癖的。脱略的高人嗜竹嗜酒，

爱发酒疯，或是有洁癖，或是不洗澡，讲究扪虱而谈，然而这都是循规蹈矩的怪癖，不乏前

例的。他们从人堆里跳出来，又加入了另一个人堆。

到哪儿都脱不了规矩。规矩的繁重在舞台上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京戏里规律化的优美

的动作，洋人称之为舞蹈，其实那就是一切礼仪的真髓。礼仪不一定有命意与作用，往往只

是为行礼而行礼罢了。请安磕头现在早经废除。据说磕头磕得好看，很要一番研究。我虽不

会磕，但逢时遇节很愿意磕两个头。一般的长辈总是嚷着：“鞠躬！鞠躬！”只有一次，我

到祖姨家去，竟一路顺风地接连磕了几个头，谁也没拦我。晚近像他们这样惯于磕头的人

家，业已少见。磕头见礼这一类的小小的，不碍事的束缚，大约从前的人并不觉得它的可

爱，现在将要失传了，方才觉得可哀。但看学生们鱼贯上台领取毕业文凭，便知道中国人大

都不会鞠躬。

顾兰君在《侬本痴情》里和丈夫闹决裂了，要离婚，临行时伸出手来和他握别。他疑心

她不贞，理也不理她。她凄然自去。这一幕，若在西方，固然是入情入理，动人心弦，但在

中国，就不然了。西方的握手的习惯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因之握手成了自然的表现，近于下

意识作用。中国人在应酬场中也学会了握手，但在生离死别的一刹那，动了真感情的时候，

决想不到用握手作永诀的表示。在这种情形之下，握手固属不当，也不能拜辞，也不能万福

或鞠躬。现代的中国是无礼可言的，除了在戏台上。京剧的象征派表现技术极为彻底，具有

初民的风格，奇怪的就是，平戏在中国开始风行的时候，华夏的文明早已过了它的成熟期。

粗鄙的民间产物怎么能够得到清朝末叶儒雅风流的统治阶级的器重呢？纽约人听信美术批评

家的热烈的推荐，接受了原始性的图画与农村自制的陶器。中国人舍昆曲而就京戏，却是违

反了一般评剧家的言论。文明人听文明的昆曲，恰配身份，然而新兴的京戏只有一种孩子气

的力量，含了我们内在的需要。中国人的原始性没有被根除，想必是我们的文化过于随随便

便之故。就在这一点上，我们不难找到中国人的永久的青春的秘密。

借银灯

有一出绍兴戏名叫“借红灯”。因为听不懂唱词，内容我始终没弄清楚，可是我酷爱这

风韵天然的题目，这里就擅自引用了一下。《借银灯》，无非是借了水银灯来照一照我们四

周的风俗人情罢了。水银灯底下的事，固然也有许多不近人情的，发人深省的也未尝没有。

我将要谈到的两张影片，《桃李争春》与《梅娘曲》，许是过了时了，第三轮的戏院也

已放映过，然而内地和本埠的游艺场还是演了又演，即使去看的是我们不甚熟悉的一批观

众，他们所欣赏的影片也有讨论的价值。

我这篇文字并不能算影评，因为我看的不是电影里的中国人。

这两张影片同样地涉及妇德的问题。妇德的范围很广。但是普通人说起为妻之道，着眼

处往往只在下列的一点：怎样在一个多妻主义的丈夫之前，愉快地遵行一夫一妻主义。《梅

娘曲》里的丈夫寻花问柳，上“台基”去玩弄“人家人”。“台基”的一般的嫖客似乎都爱

做某一种噩梦，梦见他们自己的妻子或女儿在那里出现，姗姗地应召而至，和他们迎头撞上

了。这石破天惊的会晤当然是充满了戏剧性。我们的小说家抓到了这点戏剧性，因此近三十

年的社会小说中常常可以发现这一类的局面，可是在银幕上还是第一次看到。梅娘被引诱到

台基上，凑巧遇见了丈夫。他打了她一个嘴巴。她没有开口说一句话的余地，就被“休”掉

了。

丈夫在外面有越轨的行动，他的妻是否有权利学他的榜样？摩登女子固然公开反对片面

的贞操，即是旧式的中国太太们对于这问题也不是完全陌生。为了点小事吃了醋，她们就恐

吓丈夫说要采取这种报复手段。可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总是拿它当笑话看待。

男子们说笑话的时候也许会承认，太太群的建议中未尝没有一种原始性的公平。很难使

中国人板着脸作此项讨论，因为他们认为世上没有比奸淫更为滑稽可笑的事。但是如果我们

能够强迫他们采取较严肃的评判态度的话，他们一定是不赞成的。从纯粹逻辑化的伦理学观

点看来，两个黑的并在一起并不是等于一个白的，二恶相加不能成为一善。中国人用不着逻

辑的帮助也得到同样的结论。他们觉得这办法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太太若是认真那么做

去，她自己太不上算。在理论上或许有这权利，可是有些权利还是备而不用的好。

虽如此说，这一类的问题是茶余酒后男宾女宾舌战最佳的资料。在《梅娘曲》中，艳窟

里的一个“人家人”便侃侃地用晚餐席上演说的作风为她自己辩护着。然而我们的天真的女

主角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什么权利不权利的话。一个坏蛋把她骗到那不名誉的所在去，她以为

他要创办一个慈善性质的小学，请她任校长之职，而丈夫紧跟着就上场，发生了那致命的误

会。她根本没有机会考虑她是否有犯罪的权利——还没走近问题的深渊就滑倒了，爬不起

来。

《桃李争春》里的丈夫被灌得酩酊大醉，方才屈服在诱惑之下，似乎情有可原。但是这

特殊情形只有观众肚里明白。他太太始终不知道，也不想打听——仿佛一些好奇心也没有。

她只要他——落到她份内的任何一部分的他。除此之外她完全不感兴趣。若是他不幸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