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在远方撒下一颗种子，慢慢说起。

我国小四年级最好的朋友，叫曾仁佑，坐在我旁边，黑黑矮矮的，个性很好，在当时是极少数到过我家玩的朋友。因为我们都很矮，所以有一阵子被分配到坐在讲师桌前面。

某天自修课我在画画，曾仁佑偷偷在跟后面的同学讲话，好像也有询问我意见，我不想被记，加上老师就坐在我对面改作业，胆小的我就只有「嗯嗯，嗯嗯」的回应他，就这么过了半节课。

突然，老师抬起头看着我：「26，你刚刚有没有讲话？」

我心跳加速说：「没有。」

老师就严厉地说：「我都听到了，还说没有，去罚五块。」

我瞪着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的曾仁佑，他面红耳赤地继续写作业，又看了看老师，心中的愤怒瞬间压倒委屈。我瞬间觉得老师是故意的，她一直对我随便写作业交差把时间拿去画画有意见（去找不到象样的罚则处罚我画画），她不可能觉得我有讲话而非曾仁佑，她就坐在对面耶。

而曾仁佑也很烂，干么不有义气一点承认？事后我跟他要那五块，他更不肯给，完全装傻。我罚了那五块钱，接着，我跟曾仁佑展开了好几个礼拜的恶斗。

我常常举手报告老师曾仁佑上课偷吃东西，曾仁佑也常常举发我上课讲话，到了后来谁只要超过桌子中间那条线，另一个人就会用拳头朝对方的手重重轰下、或者拿自动铅笔直接戳下的局面。

原本是好朋友的我们，敌对时只有更加惨烈，因为彼此被婊都是超级度烂。

这个状况在某一天我一边洗澡，而我妈在只隔了一只布帘的厨房炒菜时，我忿忿不平跟我妈说了。大意是我那天又因为曾仁佑的小报告被罚了多少钱，而曾仁佑是个大烂人。

我妈听了，就说这样下去不行，她明天第一节课前夕会去学校，叫我把曾仁佑叫出来让她问话。

我有点傻眼，小孩的事就小孩的事，大人乱插手会让小孩丢脸的。可是我又觉得很爽------孤单一人的曾仁佑遇到了我妈妈，那不就胜负立判了吗？

于是隔天一早我就向曾仁佑宣布这个消息，洋洋得意。曾仁佑脸都垮下来了，完全就是准备崩溃的那种脸，坐在附近的同学们也准备看好戏（那一阵子他们全部都被迫分成两派）。

然后我妈到了，站在教室外面的走廊上，同学们一阵窃窃私语。

我耀武扬威地叫曾仁佑跟我出去，他头低低的，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那副死定了的表情。全班同学都将视线投射出来，看戏，看热闹。

可我妈，几乎没有认真听我们把吵架的事端、过程好好听完，就对着我说：「田田，你有不对，你先道歉。」

我超吓的，什么鬼啊，今天不是你来帮我出头痛电曾仁佑吗？怎么会……

曾仁佑也傻了，完全不晓得现在是什么状况。

我妈严厉地瞪着我，说：「听妈妈的话，跟曾仁佑道歉。」

尽管超级委屈，我还是哽咽地向曾仁佑说：「对不起。」心底想着让我这么丢脸，回家以后我一定要搞大爆炸。

曾仁佑慌乱地胡说八道了一些没关系之类的屁话。

然后我妈温柔地看着他，说：「你到过我们家，可见两个人都是非常好的朋友，今天会吵成这样，两个人一定都有错，田田已经向你道歉了，曾仁佑，你可以帮柯妈妈一个忙，也向田田道歉吗？」

我呆掉了，曾仁佑当然立刻说道：「柯妈妈对不起，26对不起。」依稀好像还有微微鞠躬吧，让我整张脸都烫了起来。

接着就尴尬了，因为我妈叫我们两个人握手……当然就握啦！

我不可能忘掉，在握手后我们两个不断向对方道歉、又窘又热烈的状态。回到座位上时，还一起拿挂在椅子杆上的抹布将桌子上的粉笔线擦掉。两个人耳朵都红了很久，又尴尬了一阵子才恢复以前的说话。

向我挥挥手，我妈就骑着脚踏车回家了。

这是我妈。

引述我在「妈，亲一下」里的一段话：「那些温馨接送的日常画面虽然不曾留下照片，但这世界上没有巧合，所有的事物都像齿轮般紧紧咬合，都有存在的重要理由。我对关于妈的记忆特别鲜明，必是为了保存那些动人的时刻。」

然后我要开始说另一个故事。2008年第一场战斗（3）我决定只身赴会

我当然不找媒体把事情搞大，也先不找台北市文化局陈情（真正的主办单位）也先不找暂时没有好响应的印刻出版社，也用念能力封锁我在部落格狂鞭的集体力量。

我跟经纪公司与出版社说，你们全部都不要有动作，我一个人去找那个学生面对面谈，事情可以这样解决就这样解决------我的设想是，学生被我感动（对不起我太自负了>///<），然后去跟印刻出版社自首。


那么，要怎么找到学生呢？

方法一，用email。

但我很排斥，因为老实说我不想碰钉子，毕竟我们后来的信件往返都只有一句话，我看彼此都没什么好印象。我想用email有很大的不响应的可能。

方法二，跟印刻出版社要这个学生的联络方式。

我也很排斥，因为之前跟印刻的沟通并不好。

方法三，找学校。

这个方案缺点是学校会知道这件事，但反正纸包不住火，我也不是乡愿的人。

优点是学校可以提供这个学生充满安全感的环境，有教务处，有导师，有国文老师（我直觉就该找国文老师）相陪，家长也可以一起来，而我只有一个人，绝对不能说我以大欺小吧。

就方案三了。

于是我打电话给学校的教务处，很快说明我对这个学生的道德疑虑，然后说我想跟这个学生私下沟通，希望学校可以帮我这个忙。而时间就在隔天下午三点半，因为我隔天晚上要去台北参加盖亚出版社的「尾牙+春酒+国际书展庆功宴」，所以我隔天下午就会全部请假北上，下午我都可以把握时间跟这个学生会面沟通。

学校的教务主任态度很好，也很感谢我愿意给学生一次机会，我们约定，学生由校方、导师（正好是国文老师）、家长相陪，而我「绝对千真万确是一个人」。教务主任还问我是不是事情处理到这边以保护学生为原则（好学校），但我没有答允，只说反正我不会通知媒体、也不会爆在网络上让学生以后都不用当人，但该做的后续，我一定会做。

毕竟在我心底这可不是橡皮擦吱吱吱就解决的事，就像上一个葛蓝事件，你应该担当的就该担当，我不是帮你逃避用的（我会给人这种印象吗？），见面是要让你充满勇气的。

担当才能成长吧。

要是我，最害怕的是得不到原谅，而不是记过（算什么啊，你到了三十岁就会知道回首人生，那只过不见得算了什么，要紧的是记过了以后你强壮了多少），也不是被褫夺奖项（这就不必说了）。我都单枪匹马走到你面前，用诚意跟你沟通，老实说我很有自信这件事可以漂亮地「连手」结束。

当然，如果学生当着我的面不承认他的小说是抄袭，那OK啊，至少我在接下来与负责评审的印刻出版社第三度接触、或直接接触台北市文化局之前，没有个人情感上的遗憾。我不想再后悔了。

然后我寄了三个附档给该学校。

一个是学生的小说，一个是我的小说，一个是我将本来写给印刻出版社的信件（比对文，免得说我空穴来风），换了个学校用的抬头跟招呼语------问题有可能出在这封信上，我没有把过年前写给印刻出版社那股要求属于我的正义的急迫与焦躁，从那封信里消除（那封信我在过年前有寄给盖亚看过，所以信件的系统纪录会说话，由于那封信是改自给印刻的，我想学校大概误会了我要求他们主持正义吧，这是一个误会，早上已经跟他们澄清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