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按捺，将明明送回学校，回来紧紧抱着赵眉，撕去她的雨衣，手套、胶雨靴：“赵眉，你有病。我应该怎样做，才可以令你和孩子平安而丰足？”她低下头来，缓缓地道：“大概不可能了，陈路远。”

她默默地收拾一地的胶衣服，拉开了一屋墨墨的窗帘，到厨房弄吃的，姿态十分缓慢而安静，像受完电震的精神病人。我站在整洁光亮的客厅中，隐隐听到了赵眉播的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忽然感到十分疲倦而且苍老。我老早已经忘记恐惧的滋味，此刻我非常的惶惑，而且恐惧。

我竟然动手打她。明明放学回来，小二和小远都饿了，他们就在厨房吃点什么。

赵眉还是十分萎靡，只在厨房切切拌拌，小孩吃着，都哭了。我进厨房一看，孩子满口是血，手里还抓着满满的血与肉。赵眉在细细地叱喝着：“吃掉它。吃掉它。

吃掉可以驱邪。我们有杀身之祸了。“她竟也瓢起一调匙的生血肉，往嘴里送。我一把揪着她的发，摔掉她的调匙：”这是什么？“她说：”鸡心、牛脾、猪肝。“

我指着她的脸：“你给孩子吃这些？”然后我竟然打她，一掌一掌地刮她的脸。孩子哭得更凶了。她也不哭也不闹，只眯着眼看我。我略停手，她转身便操住了厨刀，闪闪亮亮，冰冰凉凉的，搁刺着我的喉头。

“你忘记了吗？陈路远。关怀，爱，温柔。”——何以至此。我原来想爱她，关怀她，给她一个温柔的家。

明明轻轻地走过来，抱着了赵眉的大腿。赵眉索索地流了一脸的泪，放下了刀，跪下说：“明明，你们父母做错了。从油镬跳进火堆，又从火堆跳进油镬。做错了什么，我们却不晓得。”

因为我们以为凭智慧建造了巴比塔，通往天堂。

然最终还是毁灭。

我独自到了欧洲，又回到了香港。我无法再背负爱情的十字架。

然而我已无法再认得香港。我走路缓慢，鞋跟老给人踩着。

银行职员问：“先生，身分证号码？”我略一迟疑思索，职员已在叫：“下一位。”我想去檀香咖啡室喝一杯旧香港的浓咖啡，发觉咖啡室已经消失。电话号码都改了7个数字。港式英文我亦不理解，譬如“天地线”。我去看许冠文的电影还会发笑，但整个电影院的年轻人都十分不耐，粗话连篇地叫他“阿伯，收山喇。”

民选的立法局议员才20多岁。我在香港迅速衰老。

我在杏花村租住一间细小整洁的公寓房子，像爱丽思梦游仙境，回到了单身时的孤独与沉默。闲来坐在窗台上看飞机升降，原物实大的巨大飞行金属，在窗前掠过，跑道在城市与海洋之间，闪闪发亮。这实在是一个奇妙的城市，独一无二。

我找回旧日的拍档，夜夜工作至晚上10时。生活还可以。午夜浅睡即醒，会昕到婴儿的啼哭，不知是不是幻觉。

赵眉和明明还是找到了我。婴儿小远在啼哭，赵眉的腹部已经隆起。我低着头想，怀的是魔鬼怪婴，——我们心中的魔鬼。

她只是“啪”的刮了我一巴掌。我轻轻地掩着一边发热的脸。

我默默地抱起明明，接过她怀中熟睡的婴孩。她提着行李，默默地随我进屋。

当夜我们还做爱，顶着奇怪而邪恶的隆腹。

可能就是当夜做的决定。

明明、赵眉、小二、小远回到香港后就互相传染疾病。空气污染，明明老伤风、感冒。食物污染，赵眉老肚泻。噪音污染，好脾气的小远也成天皱眉大哭。为了寻找加拿大的记忆，我给他们买了一只大白老鼠。只有老鼠和我最健康，老鼠吱吱的生长，如癌之扩散，而我的决定在黑暗中孕育成形，等待诞生。

我不知如何将事情解释清楚。到底是我毁了她们，还是她们毁了我，还是我们都是牺牲者。小四生长得很健康，跟每一个婴儿一样哭闹发脾气。我们一家6口，跟每一个香港家庭一样，在暂时的恐怖的平静里生活。赵眉也像每一个妻，送孩子上学，记得食品价格，见学校老师会精心打扮。明明学会多话，用电视肥皂剧主角的嚣张态度说黑社会术语，小二不停摔破家里的所有玻璃，小远毫无倦意地生病，肚泻，发热，皮肤敏感。生命像一张繁复不堪的药方，如是二钱，如是一两。而我案前的草图堆积如山，周末还得和建筑商和发展商唱卡拉OK，吃含重金属及各种毒素的海鲜，急于花钱又急于赚钱。我忽然怀念在美加那种真实的孤独与恐惧，因为清醒，但我已别无选择。

从油镬跳入火堆，又从火堆再跳入油镬。

移民不过是一个虚假的希望。而希望从来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赵眉不再跟我讲关于温柔、爱、关怀。她和我在这人生的各种歧途之间奔走，已经劳累不堪——但正如希望，光明坦直的道路，也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我以为我的决定，再光明坦直不过。

要杀赵眉的意念总是一闪而过，第一次我们还在阿尔拔亚省加特利城。我们刚到几个月，她怀着小二，我失业，二人成天在大雪纷飞的屋子。赵眉喜欢数钱——把现金提出来，找换成硬币，一只一只的在数：“足够我们过两年4个月零5天。”

我看着电视，听着单调的钱币声，赵眉近乎满足的叹息——又一天了。

几时才过完这些日子呢，当时我忽然起了杀她的念头——一闪即过，用刀劈碎她的脑子，肚里流出紫黑的胎儿，再杀死熟睡中的明明，警察会将我当重要人物看待，我们会上加特利亚城报纸的头版。这个念头竟令我深深地震栗，不禁轻轻发抖。

赵眉转过脸来，微紫的脸，灰黑的眼睛，看穿了一切似的，说：“陈路远，我知道你恨我，你恨我迫你离开香港。但谁知道呢？我们从油镬跳进火堆，最后不过又由火堆跳回油镬，谁知道呢？”我心里一阵揉痛，一言不发，只是抱着她。

我从来不知道加国有这样漫长严酷的冬天，才11月，已经下了雪。赵眉愈来愈沉默，川流不息地在厨房里弄吃的，Cereal、生水果、乳酪、烟三文鱼、意粉、巧克力勿斯、苹果批、果仁曲奇饼干、龙虾汤、鹅肝、烧鸭……二人对着一桌子的食物发呆。电视亦川流不息地开着，简直就像香港的屋村。赵眉又养了一只牧羊狗，先喂狗，喂明明，然后才该我。食物吃不完丢进垃圾桶——我的存在不过在牧羊狗、小孩与垃圾桶之间。漫天风雪，我披一件外衣便往外走。

园子里只有荒凉的几株枫树，索索地摇动。雪亮如白衣，月色明丽。我只是盲目地向外走。双腿麻得抬不起来——离开这食物丰盛的监狱。我们以为追求自由，来到了加国，但毕竟这是一座冰天雪地的大监狱——基本法不知颁布了没有。他们在那里草拟监狱条例呢。逃离它，来到另一座监狱。

我在冰凉柔软的雪中栖息。我累了。

在一个暗紫的梦里面，我听到赵眉子宫里的轻微哭泣与呼吸。

醒来在雪白的医院里。护士和气地道：“陈先生。”赵眉的紫脸，大大的，像一朵肮脏丧气的花，在远远地看着我。

“不应该将孩子生下来，打掉他。”

赵眉哭了。

孩子生下来我们便搬到多伦多，那里挤迫而空气污浊。人们又喜欢饮茶，看明周，炒地产，比较像香港，令人心安。我们买了一幢高层公寓房子，换了一辆日本车，我又找到了一份文员的工作——建筑师当文员。同事都很友善而客气，经理总是十分有礼，叫：“陈先生，你是否介意替我整理这叠发票？”日子安静而缓慢。

下午5时零5分，他们都走清光，我有时在寂寞的办公室，站在窗前看雪，以及灰黑的黄昏。站着站着，会看到赵眉紫色的脸，及两个瘦小的婴儿，像紫色樱桃。我想狠狠地压碎它，溅了一雪地紫红的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