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在火车站迷路了。”

“然后呢？”

“那年我十岁。”

“然后呢？”

“那年我爸爸和妈妈离了婚。”

他紧紧抱一抱我，依旧问：“然后呢？”他真是个谈价钱的高手，声线这样温柔，却比最严厉的刑讯逼供都有用。我发现自己的意志都随眼泪流进了下水道，那些千辛万苦才得以在脂肪下藏妥的心事，差点就全部倒出来放到他手里。

“日子很苦，我妈不是个坚强的人。”

“然后呢？”

“其实是她把我扔在火车站，但半路又后悔了，回来把我领了回去。”

“傻瓜，是你走丢了。”他又紧紧抱一抱我。

“不，是她不想要我了。”

“你是猪吗？谁会舍得不要你？”

但我记得很清楚。那年冬天，妈妈第一次去同事介绍的相亲对象家吃饭，带了我去。上海的冬天真冷，那个叔叔看我冻得跺脚，开了油汀。我从没见过那么暖那么亮的光，好像世界上所有的不快乐都能融化在里面。那个下午我守着油汀，舍不得离开半步。

但是他们没有成。介绍人来传信的那天，妈妈在卧室哭了。“那天你怎么让他开了油汀？那东西多费电你知道吗？”

吃过晚饭，她突然说：“我们出去走走。”

大概是因为内疚，我什么都没有问，冒着冷风跟她一路走到火车站广场。

“你在这儿等我，知道吗？”

我在广场那个寒冷的角落里等了两个小时四十三分种。我确切记得那分分秒秒，因为每隔五分钟我就去看一眼广场那座高悬的大钟，“上海站”三个大字是血一般的艳红。当妈妈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人群中时，我把眼泪忍了回去，只怕她又因心烦改了主意。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后悔，这些年都没想明白。但或许她就是这么一个人，做什么都缺少决断。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你考了第二名，放学后在教室里哭？”付汝文问。

没齿难忘。那时候妈妈嫁给了朱叔叔，中间几年的辛酸，不足为外人道。想起自己以后要从一个陌生男人手里讨生活费，哪有脸面拿第二名。

“那次考第一名的人是我。”付汝文自顾自说下去，“看你哭那么伤心，我暗自发誓一定要补偿你。”

“那你还否决了我的提案！”

“这种小案子无关痛痒。最主要是，公司规定不可以与有业务往来的乙方有不正当关系。”

“这么说，我们是不正当关系？”

“嗯，不正当男女关系，确切来说。”我破涕为笑。

“你喜欢我什么？”付汝文问。

总不能深情款款地回答“我喜欢你傻”，所以我心虚地笑。

“答不上来才是真爱。因为爱情是模糊混沌的，是不可以被分割的各种感觉的融合。”他说。

我伸手揉他头发。为什么我的所有问题，他都有好答案？

他是通话结束时等别人先挂电话的人。用微信之后，他也总是负责结束对话的那个人。

我不适应凡事需与人报备，且对方在我看来不过是个偶遇的陌生人。他却自动抹去我们分别后那十几年距离，安适地过起日子来，心安理得地问：“亲爱的，卫生纸用完了吗？”以前只有我妈妈曾用这样商量的语气和我说话，她问：“我哪来的闲钱，你说？”

他时常比我晚下班，如果遇上我做提案，会抽出休息时间来给些专业意见。“为什么你PPT最后一页的Thank you总是设置成渐隐？”

“大幕终于落下的散场感啊。”我得意地回答。他回以一个拿我没办法的无奈表情。

开春的时候，朱叔叔突发心肌梗塞，抢救了几天，在重症监护病房打了个回转又康复出院。出院的那天我下班去看望。妈妈来应门，她在防盗门后狐疑地问：“你是谁？”随即又突然醒悟过来似的说：“今天下班怎么这么晚？”

朱叔叔恢复得不错，他神色里的担忧不是为他自己：“你妈最近总是丢三落四，昨天出门找不到回家的路，遛弯的邻居送她回来的。”

临走，我忍不住和她商量：“妈，我们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我没病。”

“我知道，但检查一下保险。你看朱叔叔……”

“比他早走，也蛮好，是福气。”她这话却不是赌气，我知道她是当真这么想。

只差那么一点点，就要失去多年依凭，这声警钟提醒了她来日注定的结局。或许是在医院里耗尽了仅有的坚强，或许是知道结局无法避免却又无力面对，她决定推倒记忆的围墙，让意志崩塌。而她自顾自沿着断壁残垣走向过去，那已经发生过再不会重复的安全的黑暗里去。

确实，也蛮好。

回到付汝文的公寓，他烧了一桌菜，目光灼灼地说：“跟你商量件事。”

我突然一阵心慌，真怕他取出蓝色丝绒盒子来。

“我拿到去纽约总部进修的机会，两年。跟我一起去，好不好？”

“我可以考虑一下吗？”

“当然。”

电话在半夜响，我妈的号码。说话的却是朱叔叔。

“刚才你妈说要去火车站，我劝不住。想说陪她去，正穿鞋呢，她自己先跑了……”

我挂了电话，披件外套，抓起付汝文的车钥匙冲下楼去。

车站一带早已经不是当年的样子。她茫然地站在空荡荡的广场中央。

“妈妈。”我隔着几步远的距离喊她。她听到我的声音转过身来，像溺水的人紧紧握住我的手，神情焦灼：“我女儿不见了，你帮我找找。你是好人，你帮我找找。我女儿不见了，我女儿不见了……”

我说不出话来，满脸都是泪，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如此吧。你并不知道自己在难过些什么，但活着本身就够你难过的了。

“妈，我们上车去找。”

或许是我镇定的语气安抚了她，她把手递给我，顺从地跟我走。原来她的手这么小，这么瘦。我带着她，在午夜空荡荡的高架上兜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她在副驾驶座上沉沉睡去。

回去的时候付汝文洗漱完毕正准备去上班，他什么都没有问，给我沏了咖啡。我踌躇半晌才说：“家里有点事，下礼拜不过来了。”当时的神态，一定像极了我妈。

他什么都没问，只是点头：“需要帮忙的话，尽管说。”为了这份宽容，我想我余生都感激他。

我打电话去公司请假，到几家医院的神经科与脑科做了咨询，考虑到她的年龄，医生的建议是找一个专业的护理。又与朱叔叔商量过，我们决定骗她说孙护士是保姆，负责他俩的饮食起居。

“为什么花这个钱？”她很不乐意。

“你也为朱叔叔考虑，他的身体需要好好调养。”我耐心解释，“费用我来。”

回去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去和老板谈离职，听清楚原委，他没有再挽留。

我要离职的风声很快就传了出去，猎头在电话那头说：“KC公司的项目即将通过最后的预算审查，马上开始招人，你再等等，简直是为你量身定制的，我敢打包票。”

“俗话说鸡头凤尾，我需要换个朝九晚五的工作，薪水可以低些，不用出差。你帮我留意。”

“明白。”在挂电话前，她小声说，“怎么有种金盆洗手的感觉。”

“哪里去置办这金盆啊？”对着这个大概是世界上最了解我年龄、血型、身高、学历以及过往的陌生人，我可以说一些软弱的话，“不劳而获的事情总听别人遇上，我就从没这运气，总要拿些什么去换。”

再见到付汝文是半个月以后。

“跟我走。”他的笃定里有我无法忽略的恳切。

“不行。”

“公寓都找好了，步行去MOMA只要十多分钟。想一想，毕加索的睡莲池。”

“我拿到了KC的o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