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在帮一些公司做广告设计，当然也是廉价而自豪的那一种。我的上级是设计公司的一个小经理，经理的签名总是不断变化着各种数字组合，像某个特务机关。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问了经理，这是什么啊。

经理说这是打开梦想之门的密码，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买的双色球。

我问他，那你赢过吗？他说这买的是一种信念，中个几百几千的根本不足挂齿。我的 QQ 延迟，点了重发，结果把上一句又发了一次，却收到了几个有点窘迫的字——还没有啦。

还没有，这语气就像是在等着一班一定会来的公交车。我常觉得赌博和爱情很像，来过很多班，带走过很多人，可你还在那里。这一班车方向是对的，可人有些挤。这一班终于有了空位，却没有开空调。赌徒们从不会就此罢休，因为更好的人还没有来，更大的奖池还没有来。

一次校园活动的宣传加急，晚上要海报，接到经理电话要我把打印好的招贴送到他在的地方。于是我照着经理说的地址，找到了这个大三居的地下赌局室。清清爽爽的大客厅，饮料和零食都是免费供应的。

经理在桌上打牌，让我把东西放在沙发上就成。赌局老板走过来跟我说，你们老大今天手气不好，打红眼了，要不你帮他摸一把吧。赌局老板看着很年轻，不到三十的样子。大家起哄，经理也就顺势答应让我看了底牌，J 和 10 的同花，他说你扔多少就多少吧。我看了看面前筹码，大概一千多点吧，于是仗着点 QQ 游戏的经验，哗就给他全推了。同桌的玩家都弃了牌，于是经理收了一桌的底子，八十五块，那是我赢的第一笔钱。

赌局老板看了我一眼笑了，说小姑娘胆子挺大的啊。我准备走的时候，刚刚坐在一边没说话的老板女朋友，过来说这场子刚开，问我有没有兴趣来做荷官，收入按小费计，管饭，包住宿。我有些蒙圈，便随口问一个小时多少钱。她顿了顿，说一个月五位数没问题。

“啥时候来上班？”

“明天。”

就这样我愉快地当上了荷官。这是个很简单的工作，发牌，点筹码，清桌。

我每天下午五点上班，凌晨两点左右收场。中途会和老板换班，给客人们煮点饺子、下点热汤面什么的当夜宵。一桌最多十个人玩，每晚小费维持在一千左右。

我就住在三居室的沙发上。还养了一条金毛，叫小七，每天下班我就牵着它下楼遛弯到小区门口的银行，把当天的收入都存起来。我和我的狗每天都过得很舒服，白天看看书，回学校上两趟专业课，其余的时间我俩都在睡觉。

这里的赌局不算大，输赢也就是几千，客人也基本固定在那二三十个人里。

大家都说德州扑克玩的不是自己手上的那两张牌，而是对方的底牌和自己的表情，玩的是人和命运。

今天要讲的故事男主角是个长相介于火枫和尹相杰之间的中年男人，我叫他大胡子老头，四五十岁的样子，简称老胡吧。老胡还有个长得很像他的儿子，也常来我们场子，就简称老胡儿子吧。

老胡儿子是学法律的，跟我一般大，有时候来早了就捧着一本国际刑法的书在牌桌上看。我们老板是个没什么幽默感又喜欢逗乐的人，每次碰到老胡儿子在看书，总是忧心忡忡地问我，他输多了钱会不会告我们啊。有天我实在不耐烦了，说：老板，他要举报你还需要看这玩意儿吗？少儿识数前两页学会就够用了。场子里人听见都笑了。老板一看被抢了风头，心急如焚又想不到更机智的回答，于是酝酿了半天憋出一句，我看你今天小费只要第一页就够用了。

老胡是个小图书出版公司的老板，属于盲目自信型的保守玩家，不管赢多赢少都会固定给个小盲的钱数当小费。老胡喜欢说教，每次赢一把牌，都要讲上五分钟他分析对手牌的心路历程。德州扑克的玩家是鲜会亮底牌的，因为怕对手看透玩法，除非是为了塑造形象。可是老胡的对手常常会受不了他的解说，气得从牌堆里翻出自己的手牌，摔到桌上证明他是瞎扯。这时候老胡就会面不改色地接着说：对啊，这就是我正准备讲的第二种情况了。所以后来大家就常常抬杠让老胡先讲第二种，老胡就说麦当劳第二杯还半价呢，你能只买第二杯吗。

老胡总带着一个女人在一起，大家都叫她玛丽姐，看着比我大不了几岁，气场很强，也漂亮。从老胡在桌上的絮叨里，知道他们在澳门住了一年半刚回来。老胡每天在赌场玩牌，玛丽轮班发牌，下班之后两个人就去隔壁场子一起玩。

玛丽很专业，有时候池底有边池的时候，三四家一起，我就常算不清钱数，她扫一眼筹码就能告诉我谁该分多少。他们一家三口时常会在牌桌上碰见，玛丽看起来很怕老胡，常常几十块的跟注也要看老胡的脸色，老胡儿子也直呼其名叫玛丽。一开始我们都心照不宣地认定玛丽是小三，所以聊天什么的都很避讳。

后来有一次和老胡儿子聊天的时候问起来，他很自然地说：“玛丽和我爸结婚了啊。”我倒吸了一口凉气，然后听他接着说。

“玛丽是室友介绍给我的女朋友，比我大一岁”，“黑龙江大学的”， “高考五百五十多分”，“没看上我，黄了”，“我介绍给我爸的”，“结婚两年了”，“儿子都三岁了啊”，“扔在玛丽的东北老家养”，“一开始都没想领证”，“还是我劝他俩去办的”，还说“毕竟对我弟弟也有个交代”。

这一通下来，我心里像是一口倒了十包跳跳糖那么噼里啪啦的。正在喝水的老板听到结婚两年、儿子三岁了那会儿就呛着了，之后就一直在咳嗽，分不清是故意的还是有意的。在场的都面面相觑了，眼神里的信息量已经超过了表情能容纳的限度。老胡儿子似乎很满意他讲出这番话带来的效果，又若无其事地看起了他的国际刑法。

那天晚上的牌局玛丽姐也来了，我们大家似乎一整晚看她的表情都不太自然。中途她起身去阳台透气的时候看到了小七，然后很兴奋地把小七牵进屋，到我身边问我多少钱买的，我愣了一下说几百块吧。然后她惊喜地跑到老胡身边，用甜得发腻的声音说，老公我也想养一只金毛啦，才三百块呢，好不好嘛。老胡忙着打牌，眼皮也不抬地应付着说行行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对于男人来说就是一边玩去的意思了，她却亲了老胡一口说就知道你最好了，然后乐颠颠地把小七牵回阳台。当时我心里就犯嘀咕，果然这样的女人才能傍到有钱人啊。

关于玛丽傍大款这个想法，是在有一天晚上崩塌的。那天我们像往常一样轧账，查抽水发现账目比往常少了两千多的样子。我们三个做了一晚上分析，最后发现筹码里有二十多个比较新的一百元，从而发现是有人从淘宝买了一样的筹码偷偷带进来，临走时兑换成了现金。

是谁呢？那一晚鱼龙混杂来了很多不认识的人。于是我们只好把现有的一百元筹码最中间的那个圈拿记号笔涂成了黑色，其实挺明显的，但来赌博的人谁会在意这个。

第二天继续打开门营业，人到得很齐。那晚老胡的运气很不好，两次诈牌都被对家跟了上来，输了有小一万，向来爱絮絮叨叨的老胡那晚最后竟然被打得偃旗息鼓。他媳妇倒是赢了不少，但也入不敷出。牌桌上有规矩，筹码不能相互给，于是后来玛丽干脆不玩了，把钱都给了老胡，搬了个高脚凳坐到了他身边。

一局结束之后我发现池子里竟然有了两个没有涂黑的一百，赶紧给老板使了一个眼色。结果我的眼色似乎使得有点太大了，大家都停下手上的动作，看向池子里的筹码。我突然灵光一闪，想到梅勒的《失落的神谕》里面的故事：有个阿拉伯老法官抓小偷，把失窃小店的门板放到街上抽五十大板，说是门没有尽到职责放走了小偷。集市上围了一大群人，都想亲眼看看怎么执行这奇怪的判决。抽完之后法官靠近门板问它谁是小偷，然后站起来宣布：“这扇门说，头巾上沾着蜘蛛网的就是盗窃犯。”人群中有个男人立刻去摸自己的头巾，搜查这个人的家之后，店主立刻找到了失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