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上学，食堂吃完午饭，向心仪的女孩子表白，她一直异样地看着我。后来才知道我脸上挂着饭粒。

2 几年前，电话采访，说半天驴唇不对马嘴，于是想在电话本里把这个记者的名字存成“傻记者，再不接”，手机是诺基亚的塞班系统，一走神把存入电话本选成了发送一个信息，脑子抽筋了居然没发现，直到按确认，手机显示信息已发送才回过神。恨不得空中把这消息抓回来。揪心等待半天，记者回了个短信，是省略号。出于愧疚，以后每次都接他电话采访。

3 汽车比赛试车，上去开了半天，感觉不对，指责车队将我的幸运反光镜以及女朋友送的爱心排档头都换了。车队问半天，没查出是哪个技师干的。我再去检查时又完好如初。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某天我为队友试车，才发现那次是我自己爬错了一台。

4 一次开车，红灯停车，被追尾，下车，后车司机愤怒道，你为什么踩刹车。我居然条件反射来了一句对不起。缓过神来才问对方，你为什么不踩刹车。

5 小学放学都是骑自行车回家，从大马路拐到回家的小路是个下坡的高速弯，每次都喜欢全速下坡，享受劈弯快感。弯道边是个老人活动室，观众多，所以更兴奋。终于有一次在众目睽睽之下摔得鼻青脸肿。因为我忘了自己那天是从马路的反方向骑过来的。

6 初中第一次约会，骑车后座带女孩子，蹬得格外卖力，链条断了。

7 好几年前，记者问我对网络恶搞你是同性恋怎么看，你是攻是受。当时不懂攻和受的意思，回了一句，我当然是公。

东望洋

所谓深刻就是深深刻在你上，扎一刀，喊一句，再扎一刀，再喊几句，多扎几刀，拧一下，就安静了。

第一次去澳门，到了传说中的东望洋赛道，也知道了澳门其实不兴吃豆捞。

最早看到东望洋街道赛是从电影《阿郎的故事》里，周润发扮演的阿郎参加摩托车赛，高速撞墙，最终在一片火焰里死去。我很多次宽慰朋友说，这是电影，导演需要阿郎死。替身很疼的。真实的赛车很安全。

真实的世界里不能重拍，也没有替身。赛道上昨天就有噩耗，一位来自欧洲的摩托车手路易斯撞车身亡，另外一位重伤。今天又知道了香港车手邱先生发生发生意外，最终不治。59届的澳门格林披治如同此刻澳门上空一样灰霾。两天两位车手离开，如同1994年的伊莫拉。作为同行，也只能在这冬雨里向文华东方弯的方向敬支烟，洒杯酒。

自从开始这职业，就一直听闻眼见自己相识或不相识的车手去世。今天还是对手，明天就永隔了。发生意外的弯道就在我住的酒店楼下几百米处。这两年写了太多关于朋友离开的文字，也不知说什么好。家人一直劝我退役，说一来说危险，二来以后你老了，成绩差了，人们都会落井下石的，趁这两年不错，急流勇退吧。说的都没错。

但，如果你准备好去打仗，你就得知道敌人扔过来的不会是面包，你准备好去探险，就得知道山谷里没有七尺大床。对于刚过了三十多的人来说，以往的岁月可能是不断的迎接新人进你的生命，以后的岁月也许会不停的送走旧人出你的生活。当然更不排除每一个自己走得更快。写东西的人都爱谈生死，觉得深刻，有人喜欢看透，有人喜欢解构，往往没怎么经历过的人会有感悟一堆，经历越多反而要说的越少，死去活来的那些也许早就生死疲劳了。所谓深刻就是深深刻在你上，扎一刀，喊一句，再扎一刀，再喊几句，多扎几刀，拧一下，就安静了。

我常想起死去的那些朋友们。我能做的就是躺下睡觉，闭眼，再睁眼，把车的反光镜涂成黑色，绑上安全带，戴上头盔，停到发车位，继续。

用自己的小说里的几句话来结尾吧：

“他们先行，我替他们收拾着因为跑太快从口袋里跌落的扑克牌，我始终跑在他们划破的气流里，不过我也不曾觉得风阻会减小一些，只是他们替我撞过了每一堵我可能要撞的高墙，摔落了每一道我可能要落进的沟壑，然后告诉我，这条路没有错，继续前行吧，但是你已经用掉了一次帮助的机会，再见了，朋友。”

我只希望我可以自由地写作和说话

我们到现在看到的所谓舆论环境的好转或者恶劣，都是因为科技和载体的变化。很多改变是被迫做出。但这也是好事。

你的书第一次被翻译成英文。对于你的作品在英语世界中的反响，你有怎样的期望和担忧？

我对此没有什么大的期望，甚至都没有关心自己的文字什么时候被翻译成英文。

一个写作者用母语完成写作后，一切都变成了既定事实，所有的担忧和期盼都是虚妄。况且我的文章不以故事取胜，更多的是文字的片段，所以会很难翻译。

你认为自己的作品中会有令初次阅读的西方读者感到意外的东西吗？

我认为这个问题由读者来回答是最公正的。

在你参与的各种活动中，哪个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比赛最重要，因为他的时间是定死的，我必须要在那一刻待在赛车里并准备发车。其他事情的时间都可以由自己决定。最近，我在全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和场地锦标赛中都领跑车手积分榜，所以更不能松懈。

当点击博客上的“发博文”按钮后，很快就会有数百万人阅读你刚刚写的东西，你对此有什么感觉？

要检查错别字。

你有没有曾经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过一会儿又感到后悔的？

有，常常，比如写关于“5道杠”少年黄艺博的挖苦文章，虽然看着爽，但是会对一个孩子造成伤害。

你认为西方对当代中国最严重的误解是什么？

最严重的误解是认为中国误解了西方。其实大部分人什么都明白。

早期你的定位是一个局外人，但过去10多年来你一直是一个知名的公众人物。这使你的写作风格产生了怎样的变化？作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随之而来的责任和风险令你疲惫吗？对此你是如何应对的？

会，10年做一件事情，再喜欢，也会疲惫。当你越做越好，也会有越来越多的阴谋论和动机论。所以我会多写小说和多比赛来调节，就像吃多了咸的就想吃甜的。

有哪些富有创意的活动是你没有尝试过但希望有机会尝试一下的？比如说，有一天你会演电影或执导电影吗？

也许。但是你知道，在大陆，这没那么容易，我们做事情遇见的困难往往不是来自做事情本身，而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人来对你做的事情指手画脚，而且太多人能决定你不能这么做。

在你2011年12月26日的博文《要自由》中，你恳请为文化、出版、新闻和电影等松绑。你说，在文化环境更自由之后，你会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你把这作为一种让步提了出来。那么，几个月之后的现在，你如何评价目前的审查状况以及言论自由方面取得的进步？

呵呵，我们到现在看到的所谓舆论环境的好转或者恶劣，都是因为科技和载体的变化。很多改变是被迫做出。但这也是好事。我只希望我可以自由地写作和说话，不用考虑得罪官方或者权贵，回答西方媒体问题的时候不用担心有不好的结果。

对于中国政府当前的政策目标，人们讨论最多的是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和在海外的文化影响力。你的作品英译本的出版可以说是真实的当代中国文化进入西方世界的罕见例子。你的书将在西方被人们讨论，或许有机会施加一些影响。你对自己的书扮演这样的角色有什么看法？

没有什么作用。砸钱来提高自己的文化，或者以为用几十亿就能让中国现代的文化艺术产品输出到国外去，这是不可能的。你不能一边掐着人家的脖子，一边撒钱，一边又要求人家唱出天籁之声。就算我的书，也是一样。它是局部的，不是世界的。要输出强大的文艺作品和文化，只要三个字就行了，那就是“少管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