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妈的，老子也不去学校了，老子也要躲上一阵子。”

然后，有我署名的第一张大字报因此诞生了。这一年我小学一年级，我哥哥小学三年级，处于人生低谷的父亲自导自演了一场政治戏，让我们全家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别人家省吃俭用了一年之后，终于可以大鱼大肉好吃一顿，我们家却吃上了“忆苦思甜饭”。所谓“忆苦思甜饭”，就是将糠和野菜混在一起煮熟了，再捏成团子。这种被称为糠团子的食物是旧社会穷人吃的，我们在大年三十晚上吃着糠团子，就是为了回忆旧社会的苦，体会新社会的甜。

我双手捧着淡而无味的糠团子，小心翼翼地吃着，我觉得粗糙的糠在我下瞬的时候似乎划破了我的食道，我十分委屈地说，糠团子吃起来有些疼。我父亲装出高兴的样子，用他外科医生的语气说：

“疼了才好，疼了才说明忆苦思甜的疗效出来了。”

我和哥哥不知道正在倒霉的父亲是在表演他的革命秀，他选择了大年三十这个好时机。几天以后他在自己的交代材料里大写 特写了这个革命化的春节，以此表达他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赤胆忠心。

我们一家四口咽下了糠团子，我母亲清理了饭桌之后，我父亲铺开一张大于桌子的白纸，全家开始写大字报了。大字报的主题是“斗私批修”，就是要打倒和批判我们脑子里的自私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我父亲的右手在砚台里磨着墨汁，神情庄重地告诉我们：

“在大年三十的晚上，我们要认真地进行一次批评和自我批评。”这让我和哥哥兴高采烈，我们两个抢着要首先说话。我和哥哥互不相让，都想拔得自我批评的头筹。我的父母让我先说，因为哥哥比我大两岁，他应该将这个机会让给我。可是我眨着眼睛不知道说什么？我一下子没有找到自己的自私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我哥哥在一旁急躁起来，他想先说，我父母没有同意，开始启发我，说我刚才吃糠团子时觉得食道有些疼痛，就是自私的思想在作怪。我如释重负，不过仍然有些担心，我问父母：“能不能再算上修正主义思想？”

我的父母商量了一下，认为这是我思想深处的小资产阶级作风在兴风作浪，而修正主义里充满了资产阶级的坏东西。他们点点头说：

“可以算上。”

自私和修正主义都有了，我就放心了。轮到我哥哥了，他骄傲地说了起来，有一次他在街上捡到两分钱，没有上交给老师，而是买了两颗糖自己吃了。我的父母郑重其事点着头，说我哥哥的这个行为和我刚才的十分相似，也是自私和修正主义两者皆有。接下去是我们的母亲斗私批修了，母亲之后是父亲。他们都 说了一些不痛不痒的小错误，这让我和哥哥有些失望，尤其是我们的父亲，在自我批评的时候只字不提“逃亡地主”和“走资派”。我哥哥首先向父亲发难，他义正词严地问：

“你是不是逃亡地主？”

我父亲表情沉重地摇了摇头，说他们家在全国解放前就破产了，所以在土地改革的时候被划分成了中农。我母亲在一旁鸣冤叫屈，说如果不是曾经有过两百多亩田地，我父亲家的成份应该是贫农。我哥哥严肃地举起右手，问我父亲：“你能向毛主席保证吗？你不是地主。”我父亲庄严地举起右手说：“我向毛主席保证，我不是地主。”

我不甘落后，也向父亲发难：“你是不是走资派？”我父亲还是摇头，他说自己虽然在解放前就参加了共产党，可是一直是在做技术工作，他一直是外科医生，不应该算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学着哥哥的样子举起右手：“你能向毛主席保证吗？”我父亲再次举起右手说：“我向毛主席保证。”

然后我们三个看着父亲写下了这张避重就轻的大字报，这是第一张批判我们自己的大字报，而且是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写成的。我父亲写完以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把毛笔递给我母亲，我母亲签名后是我哥哥的签名，我的签名排在最后。我们开始讨论将大字报贴到什么地方？我说就贴在我们家门口，可以让邻居们看到我们大年三十晚上的伟大行为。我哥哥说应该贴到电影院的售票窗口，那里看到大字报的人更多。父母肯定在心里痛骂我们这两个小王八蛋了，他们只是为了做秀，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精神和政治觉悟，他们并不想让别人看到这张大字报。而且这张大年三十的大字报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可以在我父亲的交 代材料里出现一个光彩的段落。

我们的父母虽然心怀不满，脸上仍然露出赞许的表情，他们点头说我和哥哥的主意都很好，问题是贴到外面去的话，我们自己不能时刻看到这张大字报了。他们耐心地解释，这张大字报是批判我们自己的，应该贴在自己家里，让我们时刻警惕自己过去的错误，从此紧跟毛主席永远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当时我们家还没有搬到医院的宿舍楼，我们住在名叫向阳弄的一所房屋里，是一间大屋子，中间隔开的墙是用铁丝将竹子横竖绑扎起来，再在竹子上糊上旧报纸。我父母睡在里面的床上，我和哥哥睡在外面的床上。我们觉得父母的话有道理，同意将这张大字报贴在家里，但是我们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贴在里面父母的床头，要贴在我和哥哥的床头。我们的父母欣然答应。

不久之后，我父亲被下放到了农村，他身背药箱走在乡村田间，给农民们治病。当造反派意识到他们是放过了我的父亲，再去农村抓他时，已经找不到他了。朴实的农民们保护了他，把他藏了起来，让他非常幸运地躲过了文革早期的革命暴力。

那张了不起的大字报在我和哥哥的床头墙上存在了一年多，积满灰尘和纸张泛黄破裂以后，它自己沿着墙壁掉到了床底下，然后被我们遗忘。最初的时候，我每天睡觉前和起床后，都要用神圣的眼光看看自己歪歪扭扭的署名。

五年以后，我进入了初中年级，开始大规模书写大字报了，而且是亲自书写，不再是尾随其后的署名。文革时期最著名的写作班子来自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笔名为梁效，是两校的谐音。我模仿梁效，拉上三个同学也成立了一个写作组，笔名来自当时著名的文革电影《春苗》。

那个时候刚好是黄帅事件席卷全国。年仅十二岁的小学生黄帅写了一篇批评老师的日记：“今天，XX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说得不确切吧，教鞭是让你用来教学，而不是来打同学脑袋的。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老师看到日记后大发雷霆，认为黄帅是“为了拆老师的台”。接下来两个多月的时间内，老师不断批评黄帅，还要求其他同学不要理睬黄帅。孤立无援的黄帅只好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六百字的信。她在信中说：“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老师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惊哭，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北京日报》刊登了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十二月二十八曰，《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转载，还加了编者按。当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也转播了这篇报导。黄帅红极一时，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反潮流英雄，全国的中小学生纷纷向她学习。可是好景不长，两年后，随着毛泽东的逝世和“四人帮”被抓。十六岁的黄帅一下子从天堂掉进了地狱，成为了“四人帮”的小爪牙。批判她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她的父母也因此倒霉，母亲写下了几十万字检査，父亲被逮捕入狱。直到一九八一年，黄帅的父亲才获得平反，走出了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