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伦达，你的确有福气。我总是这样心服口服地说。只是纤毫之差，你就成了我，或者我就成了你。人和人的错过，能错过这样多，错出个我和玛伦达来。我很想告诉她，她在我濒临绝境时给了我转机，但我总是错过讲一句感激话的时机。这话一讲，玛伦达说不定会认真考虑拯救我，或说搭救我。换句话说，是帮助我。反正英文里面“救救我”和“帮帮我”是一个词。我不是穷得受不住，而是被人救得受不住了。我一时间觉得自己活着就为了许多人有命可救。我知道他们的好意，他们的高尚，但事情总是不知哪里打了结，有点儿误会，有点儿乖戾。

玛伦达一开始说：如果你试工通过的话，我付你一千六一个月，食物房租汽车都免费提供。

可我不开汽车。所以免费提供的汽车对我不算一项福利。再说，你也少付一笔开车的保险。

那好，我付你一千八一个月。

我的伙食费，你认为是多少？

六百。

那这样吧，你把伙食费给我，我自己买吃的。我心想，在美国最不容易办到的，就是饿死。尤其在刘先生那样的豪宅，即便一文不花，也是饿不死的。刘先生吃不了两口，我只需搜罗搜罗他的残剩，也足够吃饱。更不用说他满园子的水果、批把、李子、橙子、苹果……

好的，我每月就付你两千四好了。

那你打算给我买医疗保险吗？

玛伦达马上满口答应。

我说：把买医疗保险的钱也付给我。我从来不生病，万一生病我自己花钱去看。我想，一个人得生得起病，才会生病。

看医生很贵的！

放心，我自己负责。我可以跟你签一张协议。我想玛伦达大概不清楚美国存在着一种医院，那里你也听得到喝斥、看得见冷脸，吃得到廉价药。那里专门医治赤贫者。

在二十分钟内，我的工资从一千六涨到两千六。

我在赴任之前，去了趟华盛顿。走出飞机之后我马上想再钻回去。我专门来一趟，是想最后见一见安德烈，就消失掉。打着消失的主意，却又要好好露一面，好好挽回一下自己的印象。是荒诞还是作态，我决定不下来。或许二者兼有。

我没有预先把旅行的计划通知安德烈，因此我下了飞机没有一个拿着独枝红玫瑰的迎候者在等我。我先去电话间给阿书打电话。她照常不在。米莉照常躺在床上看电视。她说：啊哈，是你！你又大老远跑来，往同一个竹篮里接着放鸡蛋啦？

我说：嗨，米莉。

你看上去小脸蜡黄。

你好吗，米莉？

你告诉我你听上去为什么会这么垂头丧气。快告诉我——你听上去很不妙。

我实际也很不妙。我干巴巴地哈哈笑几声。

你的竹篮子打翻了？

差不多。

再找一个新竹篮。不，找八个。告诉你，一个你这样的小可怜儿；在这个年纪，应该不难同时往八个竹篮里放鸡蛋。再过两年，你就只能保持四个竹篮了。到了四十岁，一个女人只能守住一个竹篮。过了四十岁的女人，就难找到好的、新的竹篮了。你还嫩着呢，别担心。用不着小脸蜡黄。

谢谢你。

不用谢。

米莉，有件事想求求你：我可以住在你那儿吗？我会非常感激你的……

不用感激我。因为我不会让你来住的。

那好吧，米莉，再见。

答应我，别再让我看见你这样灰心丧气。

我答应了米莉。挂下电话，我打了安德烈办公室的电话。却没有人，留言机上是个陌生、苍老的声音。说若是找戴维斯先生，很遗憾，他已不在此办公室了，请留下姓名……

我想，安德烈正在准备赴任赞比亚；正在走向副大使单间办公室的途中。

我再次给阿书打电话。接电话的再次是米莉。我马上说：对不起，拨错号了。我在机场候机厅走投无路地踱了一阵步。这才给安德烈家里打电话。电话留言机上仍是他寻开心的声音：如果你是我亲戚，请按“l”；如果你是我的朋友，请按“2”；如果你想推销东西，请立刻挂上电话……我留了言，请他尽快到机场来。我撒谎说我只能呆几个小时，是来华盛顿办趟急事余下的一小截空闲。

晚上六点我见他迎着我走过来。他穿一条牛仔裤，一件红格子衬衫，脸有些虚肿，还是蓄着胡子。看上去他从芝加哥走了之后，就从此留起胡子来。他着装和形象的突变，让我感到他瞒了我什么。

他哈哈笑着拥抱了我，说：你这样盯着我看，让我误认为自己挺漂亮。

我说：你是挺漂亮。你挺适合留胡子。

胡子嘛，为了暖和。

够暖和了——已经五月底了。我带些戳穿他的意思。

你来办什么急事？他问我。

面试一份工作。我随口胡诌。

好极了！祝贺你！他将我夹在胳肢窝下，使劲一勒。一个人在雨里呆了一整天，突然走进一个带大壁炉的敞亮房间，就是我此刻的感受。安德烈的内心与外形，对于我，永远是窗明几净、暖和干爽的屋，带有一个明媚的壁炉。之前无论我多么心灰意冷，一旦进入这屋，便浑身炸起细小活力的火星。

那个理查•福茨，让我代他祝贺你。我说。

去他的祝贺。安德烈说。突然又想到什么，他问：这王八蛋怎么还跟你有联系？

上礼拜四我做完测谎试验，他送我……

什么？上礼拜四，你做了测谎？

他的样子像要扇我。

我说：啊。怎么了？……

谁让你做的？！

不是说，对于你的新职位，这次测谎很重要？那个国务院安全部的家伙也说……

他们统统是王八蛋！你知不知道？这些人耍起特务流氓来，你就跟他们竖竖中指，然后告诉他们：美国法律精神是：我是无辜的，直到你证实我有罪。为什么你要配合他们？！你看上去一点儿也不愚蠢！……

他丢开我，大步朝前径自走去。

安德烈的暴怒更让我感到，在我和他之间，从他去芝加哥那天起，一个谜就开始存在。

我追上他，问：到底发生什么了？

他意识到自己的俄罗斯脾气，站下来，嘟哝着向我道歉。他说：他们的恶劣，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然后他看一眼表说：你的飞机马上要起飞了？

我说：嗯。

改个航班。

不行，这不是能改航班的那种机票。

那就让它作废。我给你另外买张机票。

我跟着安德烈回到他的房子。那一夜我跟他话都极少，我奇怪他没饮一滴酒。我却为自己倒了一杯红葡萄酒，说：你不要来一杯？

他笑笑说：我前两天忽然意识到，好酒不该给坏心情去糟蹋。

你现在是坏心情？

我说的是前两天。他见我还想打听，就说：等我心情彻底好转，你再跟我打听。

我记得我晕沉沉地醒来时，已是上午十点。安德烈已去上班了。我一向很惊讶他那么高大个人怎么会有那么细微的动静——他在我睡着时，轻得跟魂似的，从不惊扰我的睡眠。他在床头柜上放了半杯水和几粒维生素，一堆硬币，一把去室内游泳场的钥匙。他总是担心我出门忘带硬币，乘公共汽车或地铁或打发乞丐，都会犯难。他也总是逼迫我吃维他命，却并不用语言强迫，而是把它们搁在我跟前，水也替我倒好，意思是：看你好不好意思不吃。

我一粒一粒地吞服维他命，嗓子哽噎：此生不会再碰上比安德烈更珍视我的男人了。之后我去淋浴，洗头发。我发现安德烈这个舒适的窝可真有腐蚀力。等我从淋浴里出来，我便失去了再投入贫穷生活的气力。我照常站上电子体重器，看自己这“命一条”还剩多少斤两。

当我裹着洁白松软的毛巾浴衣，坐在餐桌边喝咖啡时，我像未来的戴维斯副大使夫人那样闲闲地翻看着报纸。报纸下有一些拆开的账单和信。一封信的字迹相当眼熟，我从它的隽永、略微的神经质上判断出来，它出自里昂的手。我赶紧展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