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犯焉识(出书版)(67)

作者:严歌苓


焉识渐渐得知,解放以后大卫·韦做了市政府教育厅的教育专员,因为他1936年就加入了共产党。焉识想,三十年代中期,他们大学以赤色分子嫌疑开除他不完全是冤枉他。大卫·韦到焉识的大学里来过一次,穿着灰色的中山装(也叫人民装),波希米亚式的不修边幅对于大卫·韦已成了过时的时尚。他看见焉识似乎有些意外,而焉识仍然尽可能地西服笔挺,不同的是他用一条丝围巾代替了领带。大卫的眼睛在说:真识时务啊,还在做公子哥儿呢?焉识不想和他说话,想从他身边绕过。皮埃尔对于民主自由的信赖似乎也传染了焉识:人应该给自己足够的民主自由选择跟谁交往,并且坦荡地承认一份交往的失败。

大卫却叫住焉识。“你现在怎么看共产主义运动?”他还是用英文说话,把共产主义说得像他家祖业,还暗示这份祖业赏了焉识一碗饭吃。

焉识说他对自己不太了解的事物不马上发言。大卫·韦说焉识不是早发过言了吗?在共产主义分子还在为这个理想流血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它坏话。焉识问他,自己什么时候,在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的坏话。大卫请焉识不要假装失忆,因为作为他的老校友他知道陆焉识是一台记忆机器。焉识觉得这样好的初秋,站在校园里跟这个穿灰色中山装的人争论是多方面的浪费,便告辞了大卫·韦。大卫·韦还有一个本事,就是他总会在你打定主意不跟他纠缠的时候,把你进一步纠缠进去。他说刚才他对焉识的指控是否认不掉的,因为这是他的侄子亲口告诉他的。大卫·韦的人品就差劲在此:他会马上把第三个人或者更多的人纠缠进来,作为情报提供者,或者证人,并且也一定会把缺席证人的证词歪曲篡改。

“皮埃尔不会说的。”焉识用英文说。

“他为什么不会说?他和你貌合神离。跟我谈得很深,我们之间达到的真诚程度,跟像你这样的虚伪的布尔乔亚一辈子都达不到。”

“那祝贺你。”

焉识不想再继续给大卫机会挑拨他和皮埃尔的关系,再次告辞。

“所以你对共产主义的不满,我完全清楚。”大卫·韦还纠缠不放。

焉识怕一辈子没打过人的自己熬不过了,会在大卫·韦身上破一次记录。所以他对大卫说:“行,就算我说了,你想怎么样呢?”

到了夏天,学校考试的季节来了。报上登出一篇文章,自问自答:能不能放手让反感共产主义的教授教育新社会的大学生?不能!文章凶巴巴的口气让焉识马上认出来,写这篇文章的手是谁的。考试后教授都忙着批改考卷,焉识没有时间给报纸写文章答辩,就抽了一个晚上给大卫·韦写了一封信,说知识分子的生命在于接受知识、分析知识、传播知识,甚至怀疑知识、否定知识,在他接受和分析的时候,他不该受到是非的仲裁。知识分子还应该享有最后的自由,精神的自由。他说他越来越理解福伊(Foy),那个被基督教徒杀害的十五岁女孩。她拒绝偶像崇拜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最后一点自由,精神的自由。而后人把她作为圣女膜拜,把她肉身的一部分塑成塑像,使她也成了偶像,放入为她在康奇斯城(Conquese)建造的庙殿里,以膜拜来背叛为了人类最后的自由而牺牲的年轻先哲。

婉喻那天晚上轻轻地进了焉识的书房,问他是不是又为什么事不开心了。他怕看婉喻担心的脸,更怕她又要蠢里蠢气地去买个什么东西来逗他开心,就简单地把给大卫的信告诉了她。

“让我看侬还是勿要写了。”婉喻说,“上趟他把你的信登在报纸上,多少不作兴!”

原来什么都没有漏过婉喻的知觉。焉识没有听信婉喻的。后来他后悔自己把婉喻这样的知己错过去了。假如他早就认识到,她的本能和智力以及趣味都配得上做自己的知己,或说她原本就是他一生最亲密的一个知己,他会把自己在外面的遭遇讲给她听,平等地和她讨论对策。作为女人,她看男人的事有时反而更清楚。可他在心里从来不认为自己爱婉喻,他也就从来不把婉喻放在知己的位置上,错失了他原本该得到的忠告。

大卫·韦的为人也是不出乎自己风格的。第三天的报纸就把焉识给大卫的信刊登出来。曾经代表大学去找焉识的张同志,把焉识叫到他的“军代表办公室”。这回张同志给了焉识一副难看的脸子,叫他立刻写反省书交上来。他问张同志想要他反省什么。张同志把桌子一拍,指着焉识:还不知道反省什么吗?都够得上反革命了!焉识说他天天感谢革命,把他的教授职位都革回来了,又把国家的米价革下去了,还停止了物价上涨,制止了流氓横行,教妓女们纺纱织布,识字念书,他陆焉识干吗反革命?!

张同志的脸子更难看,说:“你拒不认罪!”

焉识不想再说什么。他想,重新找饭碗的时候又到了。反正又不是第一次重新找饭碗。张同志告诉他,限他在明天晚上之前把“反省书”交上来。他用不了那么长的限期,他在第二天一早就把辞职书放在了接管办公室门缝里。

以后的每一天,他都在各种报纸的聘用广告中紧急翻找。婉喻和孩子们又远远地躲开了他,光是他翻报纸的声音就告诉他们,千万别跟他说话;他此刻没任何好听的话。不久焉识翻的报纸上出现了这样的词——“肃清反革命运动”。这个词汇从出现就开始听到马路上呜呜叫的警笛。警笛不光是夜里呜呜叫,白天也叫,然后大街上弄堂里商店门板上就开始贴出满是人脸的告示来。都是“反革命”的脸,被宣判死刑、死缓、无期徒刑……

一天,小女儿丹珏告诉父亲,他们的中学被捉走了两个老师。这些年,跟焉识对话最多的是这个小女儿。焉识从重庆回来的时候丹珏只有十岁,和父亲的隔膜很快就打消了。渐渐地,父亲发现她几乎拥有和他一样的性格,给别人的印象全是随和谦让,内心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并且表面上有多随和谦让,内心就有多倔强,多不肯让步。也是丹珏,在1948年的一个暮夏上午突然老气横秋地问父亲:“爸爸,你的婚姻不幸福,对吧?”

那天父女俩正在院子里做煤饼。那一阵煤气厂的工人常常罢工,煤气时停时续。丹珏蹲在一盆煤粉边上,斜斜地抬起脸来看父亲。她的眼光不是看父亲的,是看着一件牺牲品的。那天婉喻到街口排队买米,子烨陪着她,准备帮着拼抢,或为母亲挡住那些拼抢的手脚。焉识被女儿的一句话弄得心乱跳,脸也烫了,像被她捉住了舞弊似的。他笑嘻嘻地说丹珏瞎讲,他怎么会不幸福呢?她的姆妈那么好。

“不搭界的。姆妈是好呀,侬不欢喜伊也不是伊不好。”丹珏脸色有一点惨淡,所有知道自己父母其实不相爱的孩子都会有的一种自卑。“我晓得的,是恩奶把姆妈嫁给你的。不是爸爸自己娶的。”

父亲辩解说,他那个时代,父母代孩子择偶是普遍而正常的事,自己择偶反而是稀罕的事。

“所以呀,”丹珏把和了水的煤粉搅开,“像你这样的人,人家硬要你做的事,你做起来怎么会开心?”

大概她也发现了父亲和自己在性格上的相像处,那种外部嘻嘻哈哈、迁就一切而内部猛烈挣扎的特性,因此她把自己的性格特性套用到父亲身上。就像她的父亲反过来用相同的套用了解她一样。

父亲觉得再辩争下去是越描越黑,就不了了之地安静下来。从那以后,父亲就把小女儿当自己的秘密死党,并没发生更深的交谈,但一种暗中的关照始终存在。他也越来越喜欢跟丹珏一块处理一些杂事,有时去法国餐厅买切下的面包头和红肠头,起司的边角,都是些不上台面的便宜货,有时到几个美国教堂去抢购低价的美国军用压缩饼干,反正国民党撤退前人们需要五花八门的办法到处找吃的。在这类差旅中,父女俩就会交谈,父亲总是对女儿各种奇思妙想或胡思乱想做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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