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教授还因为别的原因做了人们的热门话题。除了在学生里蛊惑自由主义，民主主义，陆教授还不按照教育部审定的教案教学，而是按照自己脑子带来的课本上课。学校的秘密特务把焉识举报了上去。

1942年2月，阴历年之后，几个人来到学校，把焉识叫到刚返青的蔬菜农场田垄上。客气还是客气的，甚至马屁哄哄，说陆教授非凡人之才，据说把四国语言都讲得像家乡话。焉识还是他那个随和的一贯形象，“哪里哪里、过奖过奖”地作答。对方接下来问，不知道陆教授有没有很清楚的概念，抗日期间，教育中政治理想非常重要。本人不教政治，本人是教美国文学、法语和德语的。那么，教育部陈立夫部长规定的教案审查制度，陆教授有什么高见？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敢有高见。

几个人跟焉识的谈话进行得极其窝囊，跟重庆的春天一样，不干不湿，不阴不阳。最后那个领头的人警告了焉识，所有教员的教案必须报批，不经批准的教案是犯规教学。大学学生的思想本来就极不卫生，一有自由、民主的蛊惑马上感染成病。所以陆教授最好把教案上报审批。

焉识告诉他们，他没有教案，连教科书也没有；他是根据自己记忆里的教科书来授课的。那教科书呢？丢了。1937年就丢了，跟学校许多书籍、教具一块丢在从上海内迁的途中了。1937年的大迁徙从上海开始，逆江而上，又因武汉临危而再次迁徙。许多内迁的工厂和学校在途中就冲突起来，兵工厂的人抄出了枪支炸弹。没有人肯让步，没有人肯牺牲、割舍，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携带看成是绝对必须。甚至破旧的窗框门框也比教授们的教课书籍更必须。几百名纤夫拉着每个强势者的“必须”，扔下的都是文弱者的身家性命，从狭窄的江水逆流而上，相当壮观。那样的壮观情景也是充满无耻，人必须有赖无耻以在船上多占一点位置，多抢一口水，多吞一口干粮。到了重庆，每一艘船上都抬出若干具尸体，那都是生前不够强壮也不够无耻的。对不起，诸位，扯远了。不过，这就是对无教科书授课的说明。

几个特务走了。临走仍然客客气气：慢走，不送。陆教授请留步。焉识想，冲突不过如此：人们本来分散在全国各地，现在几乎都集中到西南，因此政治是浓缩的政治，政治恐怖也提炼了浓度，神经质不可避免。他回到寝室，趁念痕在忙晚饭，就写起文章来。他的文字一向诙谐带刺，越是刺越是诙谐，被刺的是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人。他戏说了迁徙内地的大混乱大无耻，造成“最不重要”的教科书的丢失。又说他作为一个教授，怎样无书而授课，然而却被教育部的人叫到散发着熟粪味的菜田里谈话，警告为“犯规教学”。他把文章寄到一家左翼小报。

是念痕拿着报纸从邮差那里一路奔回的。他在写作，叫她只管拆开信封去读。她从信封里拿出报纸，靠着门框开始阅读。读完她不说一句话，扭头看着门外渐渐到来的黄昏。他问她是不是认为文章不好。她说写得好不好不要紧，要紧的是这样写就闯祸了。那几个人都不是好来头，跟陆教授客套地警告一场，陆教授还把他们写到文章里，当白鼻子小丑写，他们肯定不会再客气的。从政府搬迁到重庆念痕就开始在教育部里做事，衙门的事情她比焉识懂，什么样的话会惹官员们翻脸，她一看就知道。焉识的话也许已经惹翻了他们。焉识笑了，说惹翻了好，教授的境遇已经坏到了底，再坏就好了。

就在当天夜里，焉识的房门被人撞开。五个带枪的男人把他的床围住，五个枪口对准哆哆嗦嗦开始穿衣服的焉识。焉识从来没有在那么多眼睛的瞪视下穿衣，慢说还被他们毫无必要地吼叫：“快点！老实点！……”因此他一会找不着袜子，一会失落了皮带。他想，勇敢不屈的滋味一点也不好受；他的体面尊严在十多分钟里丢得非常干净。他一面跟着五个人往门口走，一面回想傍晚时念痕的话。女人的直觉总比男人好。

到了门外，他发现不止进到门里的五个特务，门口还有两个，过一会，又从房子后面跑过来两个。他一个教书匠，让他们这样认真打伏击，看来确实惹翻了大人物。他不知道该怎样通知念痕。有关这类夜里突袭式的捕人学校传闻很多，被捕走的人从来就是秘密失踪，失踪者身后所有的问询都不被理睬。那么念痕就不会知道他去了哪里。念痕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会怎样？

他们走到一所房子的拐弯处，碰到从一扇门里出来的人。是中文系的一个教授。他出来是打算在墙角解小手，但一看到焉识一行愣了一下，马上缩了回去。焉识希望他看清了自己，并且会多嘴多舌，把夜里看到的都告诉念痕。最好一早就告诉她，不然她早上来给他做早餐时就会急死。

焉识被关押的地方念痕在一个礼拜后就找到了。念痕想找的门路她怎么都会找到。她带来了换洗衣服和刮脸刀，几本跟政治无关的英文小说。他看她举重若轻地说说这谈谈那，从她又大了一圈的眼睛看出她心里有多焦虑。焉识逗她，说关在里面反而好了，吃饭不愁了，还有足够的时间睡觉。而且监狱是半地牢，有利于防空。她伸手摸摸他的脸，像个大姐感激懂事的弟弟。她临走轻声说她会想法子的。

第二次念痕来的时候，焉识请她带一封信到外面去寄。信是写给上海家里的。焉识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是每月给家里一封信。信要走怎样漫长曲折的路途才能到婉喻和恩娘手里，或者是否能到达，他从来不去想。

“她们收不到我的信，会瞎猜的。”

这是他和念痕头一次共同面对他的现实：他是个上有老下有小的男人。念痕看了看那信的纸张，一个烟盒的内壳。

“她们收到你这样的信，”她拿起那张正反面都写得密密麻麻的烟壳，“还用猜呀？一看就知道你已经出事了。”

“只有这个。还是跟看守好不容易要来的。”

念痕从自己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是她用来记课堂笔记的。她撕了两张纸给他，让他以最快的速度再写一封信。不必写那么详细，就写“一切都好，温饱无虑，请勿挂念”的意思就行了。焉识照办了。念痕接过草草写下的信文，随便地折叠一下，看着他。他懂得她的意思：这有多荒诞啊，她念痕充当起焉识和妻子之间的信使来了。

所有从监狱里寄出的信都要经过审查。纸张要被横看竖看，对着光亮看，拆开字句看。所以每次让念痕带出去寄给婉喻的信也无法写什么，连飞涨的物价都不能提，都是对当局不满的宣传。写来写去，无非说说自己的身体状况，痔疮犯了，好了，又犯了；右边肋下有点隐痛，但愿只是肋间神经问题，而不是胆囊或肝脏；重庆太潮湿，因此脚气是普遍的毛病。

念痕为焉识寄这样的家书寄了两年，眼看着念痕的活泼一点点褪去，脸色的光泽一点点钝然。眼睛还是那么大，只是脏东西看多了似的不再清亮。她修了三年的大学课程，拿到了商学院的结业证书，但人的朝气和志趣早已磨灭。1944年11月，日本军队的“一号作战”逼向重庆，重庆又成了失守前的南京。念痕趁机打通了关节，让焉识获释。焉识在半地牢里染上肺病，咳嗽咳了半年，胸腔咳空了，空了的胸部凹进去，又从背后凸出来，身高于是被这一凹一凸弄缩了。

在接焉识的上午，并没有他想象的皆大欢喜。念痕的穿戴比他入狱前华贵多了，走私网络已经被压制，逮到黑市上的投机分子戴笠会枪毙他们。但念痕还是有法子买到各种稀罕物品。营救焉识就是靠黑市上买来的南美葡萄酒，雪茄烟，俄国鱼子酱，日本鳗鱼罐头。接他的时候，念痕找了一部雪佛兰汽车。她在车上拿出一个领带夹，告诉他上面的蓝宝石成色非常好，但她只用三袋奶粉就换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