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2)

作者:余华


另一个例子来自但丁《神曲》中的诗句,当但丁写到箭离弦击中目标时,他这样写:“箭中了目标,离了弦。”这诗句的神奇之处在于但丁改变了语言中的时间顺序,让我们顷刻间感受到了语言带来的速度。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时间不仅仅创造了故事和情节的神奇,同时也创造了句子和细节的神奇。

我曾经在两部非凡的短篇小说里读到了比很多长篇小说还要漫长的时间,一部是美国作家艾萨克·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另一部是巴西作家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的《河的第三条岸》。这两部作品异曲同工,它们都是由时间创造出了叙述,让时间帮助着一个人的一生在几千字的篇幅里栩栩如生。与此同时,文学叙述中的时间还造就了《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和《百年孤独》的故事和神奇,这些篇幅浩瀚的作品和那些篇幅简短的作品共同指出了文学叙述的品质,这就是时间的神奇。就像树木插满了森林一样,时间的神奇插满了我们的文学。

最后我应该再来说一说《活着》。我想这是关于一个人一生的故事,因此它也表达了时间的漫长和时间的短暂,表达了时间的动荡和时间的宁静。在文学的叙述里,描述一生的方式是表达时间最为直接的方式,我的意思是说时间的变化掌握了《活着》里福贵命运的变化,或者说时间的方式就是福贵活着的方式。我知道是时间的神奇让我完成了《活着》的叙述,可是我不知道《活着》的叙述是否又表达出了这样的神奇?我知道福贵的一生窄如手掌,可是我不知道是否也宽若大地?

余华 北京,2002年1月17日

韩文版自序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来解释这一部作品,这样的任务交给作者去完成是十分困难的,但是我愿意试一试,我希望韩国的读者能够容忍我的冒险。

这部作品的题目叫《活着》,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作为一部作品,《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他们活着时一起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死去时又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与此同时,《活着》还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就像中国的一句成语:千钧一发。让一根头发去承受三万斤的重压,它没有断。我相信,《活着》还讲述了眼泪的宽广和丰富;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当然,《活着》也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我知道,《活着》说讲述的远不止这些。文学就是这样,它讲述了作家意识到的事物,同时也讲述了作家所没有意识到的,读者就是这时候站出来发言的。

北京,一九九六年十月十七日

英文版自序

我在1993年中文版的自序里写下这样一段话:“我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

作家的写作往往是从一个微笑、一个手势、一个转瞬即逝的记忆、一句随便的谈话、一段散落在报纸夹缝中的消息开始的,这些水珠般微小的细节有时候会勾起漫长的命运和波澜壮阔的场景。《活着》的写作也不例外,一首美国的民歌,寥寥数行的表达,成长了福贵动的和苦难的一生,也是平静和快乐的一生。

老黑奴和福贵,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家,经历这着不同的时代,属于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肤色和不同的嗜好,然而有时候他们就像是同一个人。这是因为所有的不同都无法抵挡一个基本的共同之处,人的共同之处。人的体验和欲望还有想象和理解,会取消所有不同的界限,会让一个人从他人的经历里感受到自己的命运,就像是在不同的镜子里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形象。我想这就是文学的神奇,这样的神奇曾经让我,一位遥远的中国读者在纳撒尼尔·霍森、威廉·福克纳和托妮·莫里森的作品里读到我自己。

北京,二〇〇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麦田新版自序

今年是麦田出版公司成立十五年,《活着》中文繁体字出版十四年。麦田的林秀梅打来电话,告诉我,《活着》在台湾出版十四年来,每年加印,麦田决定出版《活着》的经典纪念版,希望我为此作序。

我能写下些什么呢?往事如烟,可我记忆犹新。1989年的时候,当时还在远流出版公司主持文学和电影出版的陈雨航来到北京,与我签下了两本小说集的中文繁体字出版合同。在台湾,是陈雨航发现了我,是他把我的作品带到了台湾。那些日子我们经常通信,我已经习惯了远流出版公司的信封和陈雨航的笔迹。两年多以后我收到了陈雨航的一封信,仍然是熟悉的笔迹,却不是熟悉的远流信封了。陈雨航告诉我,他辞职离开远流了。差不多一年过去后,陈雨航和苏拾平来到北京,我才知道他们成立了麦田出版公司。

《活着》是我在麦田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后来我全部的小说都在麦田出版了。十多年的同舟共济以后,我很荣幸《活着》是麦田出版图书中的元老。1994年初版时的编辑是陈雨航,2000年改版后的编辑是林秀梅,2005年再次改版后的编辑是胡金伦,不知道这次经典版的编辑是谁?

我已经为《活着》写下过四篇序言,这是第五篇。回顾过去,我感觉自己长时期生活在现实和虚构的交界处,作家的生活可能就是如此,在现实和虚构之间来来去去,有时候现实会被虚构,有时候虚构突然成为了现实。十五年前我在《活着》里写下了一个名叫福贵的人,现在当我回想这个福贵时,时常觉得他不是一个小说中的人物,而是我生活中曾经出现过的一位朋友。

1992年春节后,我在北京一间只有八平方米的平房里开始写作《活着》,秋天的时候在上海华东师大招待所的一个房间里修改定稿。最初的时候我是用旁观者的角度来写作福贵的一生,可是困难重重,我的写作难以为继;有一天我突然从第一人称的角度出发,让福贵出来讲述自己的生活,于是奇迹出现了,同样的构思,用第三人称的方式写作时无法前进,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写作后竟然没有任何阻挡,我十分顺利地写完了《活着》。

也许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命运。写作和人生其实一模一样,我们都是这个世界上的迷路者,我们都是按照自己认定的道路寻找方向,也许我们是对的,也许我们错了,或者有时候对了,有时候错了。在中国人所说的盖棺论定之前,在古罗马人所说的出生之前和死去之前,我们谁也不知道在前面的时间里等待我们的是什么。

为何我当初的写作突然从第三人称的角度转化为第一人称?现在,当写作《活着》的经历成为过去,当我可以回首往事了,我宁愿十分现实地将此理解为一种人生态度的选择,而不愿去确认所谓命运的神秘借口。为什么?因为我得到了一个最为朴素的答案。《活着》里的福贵经历了多于常人的苦难,如果从旁观者的角度,福贵的一生除了苦难还是苦难,其他什么都没有;可是当福贵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讲述自己的一生时,他苦难的经历里立刻充满了幸福和欢乐,他相信自己的妻子是世上最好的妻子,他相信自己的子女也是世上最好的子女,还有他的女婿他的外孙,还有那头也叫福贵的老牛,还有曾经一起生活过的朋友们,还有生活的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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