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转身往屋里走。史书记在她身后叫：“王葡萄，你听明白没有？”

葡萄说：“不支床老扛着被子？”她下巴一斜，指指春喜肩上的被包。

史春喜说：“我话没说完呢！”

“说。”葡萄在窑洞里应着。

那个叫朴同志的男人赶紧进了窑洞，帮葡萄一块儿把两摞土坯摞齐，再把那块靠着墙的门板扶下来，搭在土坯上。他不会干活儿，葡萄搬土坯，他就上来和她抢，弄得四只手四只脚乱打架。葡萄扛门板，他搭的那只手也吃不上力，虚扎着架势，不过心是好心，眼睛担惊受怕地看着葡萄弯腰、起身、绷腿、挪脚、咬嘴唇。见他担惊受怕，葡萄斜在门板下朝他咯咯地笑起来。“怕啥呢？我连你一块儿都搬得起。”她笑着说，一边缓缓跪下一条腿，把门板卸下，搁在土坯上。

史书记进来了。窑洞窗上的小方格子透进来光亮。窗上糊的纸黄了，红色窗花还红着。葡萄爱拾掇家，地上的砖扫得泛青光，墙上漆了一圈绿漆，往下是白漆，往上是旧报纸旧画报糊的墙和拱顶。

史书记跟葡萄讲着好好照顾朴同志之类没用的话，朴同志也跟葡萄讲着以后要添许多麻烦之类没用的话。葡萄说麻烦也没办法呀。她笑嘻嘻的，两个男人愣住，不知她是俏皮还是发牢骚。

“麻烦工作队要住，不麻烦工作队也要住。”她说着，就拿起朴同志网兜里的花脸盆，对着光看来看去。

史书记说：“她这人直，朴同志别往心里去。”

“工作队这回要改啥呀？”葡萄问道，“上回是‘土改’，这回是啥改？”

朴同志说：“这回是‘四清’。清理地主、富农……”他扳下俩手指，扳不下去了，张口结舌地想着。

史书记马上接下去：“还有坏分子、右派。”

葡萄说：“和上回一样。”

朴同志懵懂了，问她哪回。

葡萄说：“上回也打地主、富农。我当这回是啥新工作队呢。和上回一样。”

她已拿着盆走到院里，从缸里舀了两瓢井水。朴同志直说“我来，我来”，还是插不上一下手。他把毛巾投进水里，胡搓乱拧，水淋淋地就擦到脸上。葡萄觉着他连搓洗毛巾也不会。洗衣服咋办？真愁人。她看他两只马虎手又在盆里瞎搅，愁愁地笑起来。

史书记说：“王葡萄，你这觉悟可成问题。”

葡萄想，连“觉悟”这词儿都和上回一样。

“工作队吃恁大辛苦，这么大名作家上咱这儿蹲点，就为了提高你这样人的觉悟。”史书记伸着一个手指头敲木鱼似的点着葡萄。

“觉悟觉悟，给记工分吗？”葡萄说。

朴同志一听，哈哈大笑。他这一笑葡萄放心了：是个鲁莽汉子，一点儿不酸。葡萄和他对上一眼。朴同志嘴张在那里，笑容干在脸上。他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眼睛，浑顽未开，不谙世事。是胆大妄为的一双眼。眼睛又厉害又温柔，却是不知有恨的。这双眼最多六岁，对人间事似懂非懂，但对事事都有好有恶。怎么会有这样矛盾的女人？

葡萄把他拧了没拧干的毛巾接过来，肩膀挤他到一边去，自己把毛巾搓了两下，脆利地拧干、抖开，交到朴同志手里，端起脸盆走到院子那头，把水倒进一个木桶。朴同志看她的一个个动作，觉着她身手漂亮，天生就会干活。

第二天他发现葡萄从红薯窖上来，挎一篮子花生。她说：“炒花生给你吃。”又过几天，他夜里躺在床上，听她出屋。不知为什么，他起身扒在窗上看。他见她又下红薯窖了，上来下去手里都挎着篮子。

朴同志有天晚上开会回来，她给他开大门。那天他忘了带手电，步子滑了一下，从台阶上摔下去。她给他敷药时他说要在门上装个灯就好了。

“装啥灯？反正你们又耽不长。”

“谁说我们耽不长？”

“我说。”

“你为什么说我们耽不长？”他有点和孩子胡逗的样子，看着她笑。

“谁都耽不长。”她想说给他听过去十四军来了，驻下了，后来又走了。八路军来了，也走了。土改队住了一年，还是个走。过去这儿来过的人多呢——洋和尚，洋姑子，城里学生，日本鬼子、美国鬼子，谁耽长了？你来了说他投敌，他来了说你汉奸，又是抗日货、又是日货大减价，末了，剩下的还是这个村，这些人，还做这些事：种地、赶集、逛会。有钱包扁食，没钱吃红薯。不过她没说。葡萄觉得自己现在心眼多了，不愿意把话给人说透，说透别人高低也明白不了。

“我们这回可是要长耽。”朴同志说。

“耽不长。”葡萄说，用旧布条把他腿包上，“你们不喜欢俺们这儿。俺们也不喜欢你们住长。”

“你不欢迎我住这儿？”朴同志还逗她。

“你们来，问过我们欢迎不欢迎了吗？”她眨着眼。她是特别耐逗的人，不动声色已经把对方逗了。

朴同志当晚就把葡萄作为人物速写记在本子上了。朴同志白天下地和社员一块儿锄麦，锄几下社员就把他们十几个工作队员劝到一边去，叫他们读报唱歌睡觉发呆，反正不愿看他们硬着腰板、直着胳膊腿锄地，看的人比干的人还受症。朴同志把本子带到地头上去写，跟锄地的人打听这家老汉那家闺女，把葡萄的底细全问了出来。连她十四岁那年守寡也打听得仔仔细细。他心里没法给葡萄这女子定型。她到底是个什么类型的人？他想多和葡萄说说话，可工作队忙死人，到深夜才开完会才回家。

三个月之后，全公社开大会，几千人到了史屯小学校的操场上，有的坐在鞋上，有的坐烂苇席，有的就坐在黄土地上。葡萄坐着自己的鞋，一针接一针地纳鞋底。她看看黑麻麻的人头，看看衣衫不整的脊梁、前胸，这不和十多年前一样？连人坐的东西都一样，还是鞋、烂席、黄土地。不一样的是台上的毛笔大字。乍一看也看不出啥不同来。

被斗争的人是刘树根的媳妇。斗的是给十四军一个连长做姘头。刘树根媳妇暗藏了很多年，拉拢腐蚀了刘树根和生产队、大队许多男人。

葡萄扯着手里的麻线，眼睛一下也不往刘树根媳妇身上扫。刘树根媳妇有啥看头？回回赶集都看。她眼睛盯在朴同志身上，朴同志的衣裳扣错了一个扣子，下摆一长一短。她听朴同志告诉她，他是个孤儿，也不是中国人。他的父母从外国到中国来抗日时把他养在中国老乡家的。后来他父母都打仗打死了。朴同志做啥事都乱七八糟，胡乱凑合，就是没有妈做给他看。她的挺长大了会不会拧毛巾、扣衣服？

葡萄眼泪流出来了。朴同志隔在眼泪那一边眉眼也不清楚了。

朴同志没发言，就站在一边看工作队其他人发言，又看史书记和社员代表发言。现在台上佝腰缩头站的不止一个刘树根媳妇了，还有贺镇一个老师，是右派，还是“漏划”。另外就是几个过去挨过斗争的地主、富农。他们已经多少次见这么大的场面，所以台下看他们，他们也看台下。因为他们知道下了台他们和台下的人又是互相问：“吃罢了？”“正做着呢。”

最后上台的是史老舅。史老舅落后话太多，给他挂了坏分子的名号。

朴同志的眼睛东看西看，漫不经心。他突然看见坐在台下不远处的葡萄。葡萄在流泪。他用眼睛问了她：“哭什么？”葡萄笑笑，用手掌下端把眼睛抹了一下，然后指指自己衣服前襟。

朴同志盯着她的衣服前襟研究半天。那是件白土布褂子，滚着蓝底白花的边。葡萄的衣服再旧都合体可人。她又指指自己前襟，他便想加深研究她的胸。他脸红了，心里骂自己：你小子想哪儿去了？！

会开完了，几千人在操场上拍打鞋上、席上、屁股上的黄土。这地方的黄土好啊，又细又软，天都遮黄了。所有的女工作队员都掏出粉红、粉黄、淡绿、淡蓝的小手绢捂住鼻子、嘴，只有朴同志傻愣愣地看着半天高的好黄土。他从来没见过这样遮天蔽日的黄土，黄土也像黄水一样长大潮，把人淹在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