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问他：你们刚才奏的那段“黑头发恋人”是谁的作品。他回答这是个颇俗套的作品。一般他们为取宠听众在两三个高雅的曲子后，总插一个俗的进来。但因为演奏的临场处理是即兴的，也不至于把他们烦得屎都能出来。他问我是否听过这曲子。

我一定听过。不过我不能确定。我有个朋友也是音乐家，作曲的。

他说：哦，是吗？太好了！他心想，你瞎套什么近乎。

我说：如果你不介意，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他说他不介意。他心里嘀咕：这个东方女人不是有病就是想勾引我。

假如——纯粹的假定式——你爱上一个女孩，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放弃爵士，另一个是出卖一个肾。你的选择是什么。

他眼神将我的眼神牢牢锁住，说：我选择放弃这个女孩。

作弊。前提是你只有两个选择。

他一只手抬起，架在另一只胳膊上，托住下巴。他把自己关进内心，良久才出来，对我说：反正我绝不放弃爵士和我的肾。

我也垂下眼皮，好好想了一下他的这句话。

你呢？他反问。

作为那个女孩子，你希望她放弃什么？

在一个女孩身心内，实际上存在好多个女孩。一时她为你这个牺牲感动，一会儿她为完全不同的牺牲爱你爱得死去活来。每个女孩都是多重矛盾体的混合。

那你会为爱情牺牲什么？

牺牲……这词不好，该重新命名。

你想命名“牺牲”什么呢？

一时想不好，暂时先不命名吧。

他看着我，大致确定我是有病。他想她这病也不伤大雅。于是他凝视我的目光完全变成了里昂的，充满无命名的知觉。

我跟他别了之后，来到柜台上，要了纸和笔，留了字条给安德烈和劳拉。没有永别的字眼，只有永别的意境。我找到了挂衣架上安德烈的外套。我把它取下来，它上面有他的克隆淡香。就是一颗善良、干净的心灵所该有的气味，那种多年后将引爆一大团微痛记忆的清香。美好的东西，再新鲜都带有一点儿陈陈的感觉。这便是昂贵物什的昂贵所在。安德烈外套上的气息，该是几十年岁月才能提炼出的悠远、沉郁。我发现我的眼泪把他的外套打湿了一片。里昂毁坏的不是我心灵的忠实，他毁了我对爱的接受和给予的能力，他毁得最彻底的，是我对爱的胃口。一个人整个情感世界的一切命名被打乱了，他是幸还是不幸呢？他是残缺了还是有了病态的增生？

我扶着刘先生走到柜子花丛下，他说：天真好啊。

天的确真好。只是他的好天和我的相差四十多年。

我在给安德烈的字条上最后一句说到我将把我所有的作品献给他。当然这得他允许我献，也得他稀罕我的作品。

我这样一个断肠人陪伴着另一个断肠人，不知需要多久，我们才会康复，去迎接下一次断肠。

刘先生指指长椅，说：燕子没有了，就有点儿热了。电灯泡你要不要吃？

我说：你呢？我去给你拿。

他说：好的。顺便看看，“美琪”演什么片子。

我一路小跑，回到房子里。去为刘先生取冰淇淋。我心想他胡乱命名的某些话，竟有些诗意。他意思是说，“雨停了”，却说成“燕子没了”。FBI给我测谎，如果我把谎言说得像刘先生这样无邪、优美，会留下怎样的真与谎的记录呢？我的成绩是不是会更理想些？……

问：你和那个叫里昂的作曲家是什么关系？

答：没什么关系。

问：你和戴维斯第一次见面，是不是在中国首都，一次圣诞晚会上？

答：在美国首都。

问：你是否参与过中国军方的情报工作？

答：谁说的？

问：答是或否。

答：否。

问：安德烈·戴维斯先生是否和你谈到他在中国的工作？

答：没有。他一般不谈把我屎都能烦出来的所谓工作。

问：那他跟你谈什么？

答：恋爱。

问：你认为他是真的爱你。

答：是的。

问：你若要他提供国家的一些机密，你认为他会答应吗？

答：不会的。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任何一种机密都特乏味，更别说国家机密了。

我想着刘先生把冰淇淋叫成电灯泡，换了他到我的位置上，他说不定会把“情报”命名为“热带鱼”或者“油炸臭豆腐”，或者“白郎宁手枪”、“雪芙莱轿车”、“大世界”。对于回归于浑沌的刘先生，是非不再有了，真与谎同样坦荡。

冰箱里的冰淇淋只剩了一层薄底。我赶紧跑进储藏室。这里有个小屋般的大冰柜，里面冰冻着一块蛋糕。它是刘先生和玛伦达的母亲婚礼上的蛋糕。那个蛋糕宝塔的底座被保存了下来，按说该在第一个结婚周年纪念日由夫妇和朋友们共享。是什么耽搁了这个意义深远的“共享”？是刘先生躲避了它？因为他认为这座肥厚的奶油宝塔将他镇在了里面，永世地隔开了他和他心爱的菁妹？他牺牲了自己的幸福，菁妹若是幸福了倒也罢，偏偏又是一年复一年的怨和憾，是等不及来世的相同一份无奈。

我不知在这块古董蛋糕前站了多久，直到感到浑身冷透。

我回到刘先生面前时，他已睡着了。我母亲借着我的眼睛打量着这个风烛残年的恋人，借我的手替他盖上一条毛毯，借着我的怜悯心看着他嘴唇微启，一线口涎流出来，落到肩上，藕断丝连地牵住这一头和那一头。那根口涎在太阳中闪出彩虹的七色。

我在离开那家爵士吧前还做了一件事：付清了劳拉、我、安德烈三人的消费。我一共给了经理两百块，随便他俩再添几巡酒，这个夜晚的开销该不会超出两百块。我不知道我付那笔账是什么意思，是被人款待、救助得太长久了，想反串一下角色？还是有恃无恐——反正一贫如洗之后可以到刘先生这里白手起家。那是我到美国后第一次付那么大一笔酒、饭账。在美国、慷慨一点儿也不让我好受，而这一回，它至少没让我难受。

我到了刘先生家以后只跟王阿花保持联络。她在电话上说她腹内胎儿的新动作新表情。她还告诉我海青出了一次车祸，保险公司的一大笔赔款可以支撑他们两年，他不必去给观光客画肖像了。她帮我中转所有信件。其中多数是安德烈来的。他像是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告诉我他的生活，他新听来的笑话。他说我丢在他那儿的衣服，该干洗的他都替我干洗了。他还说他第一次看见我，果真是在北京的一次圣诞晚会上。他说我那天晚上看起来很美丽、楚楚动人。

王阿花也转来牧师太太的信。她总是谈她为我组织的捐助活动有了怎样的进展。王阿花从来不以任何形式向我讲到里昂。

我母亲的感觉充实着我，让我伸手驱开一只被他的涎水吸引来的小黄蜂。我替我的母亲还愿，偿了“白头偕老”的人间第一愿。还愿的意愿使我对这个老人少些嫌弃，除了毫不留情地挣他的钱之外，我对他做的该说是尽善尽美。

第二个月，医生要我开始教刘先生英文。要教他最基本的名词，这样在我暑假结束，拾起学业时，其他人才有可能接着照料他。我教他，他学得很认真。我第一天教会了他“水、面包、黄油”。第二天，我又教了他“苹果、香蕉”。我看着一天天长进起来的老人，心想，坏了，你的美妙的无命名世界正在向你关闭，你正在被我领出那里，向我们这个充满命名的正确世界走来。你将再次背负起真与谎的负担。

又一个月过去，我开始给刘先生一些小小测验。比如说：我问：你吃的是什么呀？他答：橙子。我们这些测验第三个人肯定觉得头晕眼花：我们是普通话、英文，以及我们自己发明的语言统统拿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