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必定的局面。

我第十次把话咽回去。

他突然回头问我：你渴吗？

我端起玻璃杯，里面的冰块叮叮叮地碰撞，发出进裂的细小声响。

他说：要不要一杯血玛丽？他们的血玛丽做得特臭，只有万不得已我才会喝。

我告诉他有水喝就很好。他不再坚持，但他看出我有一点分心，我心里那股湍急的欲望搅得眼神涣散：是想得到更多、更明确的他。是想有个明确的动作来划定我们的身份。是想延长这朦胧期，或想终止这朦胧期。我想说：里昂，我们这种秘密感觉最终是无法向我们自己保密的呀；你不命名它，它终将也会有一个不可抹煞的名分。你不可能一直朦胧过去……而我知道这些话一旦说出口就会要多蠢有多蠢。里昂的音乐、王阿花的画、海青的雕塑都让我有些懂得他们这类人；就是不去给情感、感觉、心绪，甚至行为、活动命名的一类人。他们尊重这些感觉和行为，就原原本本地尊重、原原本本地转达给别人。世上有多少没有名目的情感、感觉和动作啊！

我对于他们，或许是个把一切都以文字命名的蠢笨的人。

我看着里昂放在我手背上的手。这手七岁起开始把无法命名的感觉敲到钢琴键里。里昂告诉我，他是个很不怎么样的钢琴家；当他每每意识到自己不能老老实实做个钢琴家，他就宽慰地想，我毕竟还能作曲；当他每每承认自己不能心甘情愿写些如歌如泣的旋律出来时，他宽慰地想，我毕竟还能弹弹琴。他告诉我他两样都很初级，因为只有程式化的训练才能使人走向高级，而他仇恨程式化的训练。他说世上没有一个旋律是独立的，每个旋律都有其它旋律的感染；每个旋律的父亲都是个失疑点。他跟我在电话上不止一次地感叹：世界上要没有这些经典作品该多好——它们像个取之不竭的巨大精子库，向我们甭管多么纯洁血统暗暗输入精子，你永远也闹不清你辛辛苦苦九死一生分娩出来的是谁的杂种。

门口进来一对男女，男的穿着毛料大衣，里面必然是西服，（很可能还是三件套的西服），领带结得端正之极，扭头、打嗝都不行。女的头发上喷了太多发胶，眉毛修得太整齐。一个律师（或会计师）和一个办公室前台小姐（或律师助理）。俩人一看室内的气氛就对视一眼，都认为这不是他们来的地方；这地方不安全。他们听说了一个有名的咖啡馆叫“无出路咖啡馆”，本想来探探险，如同文明人对非洲或南太平洋岛国的赏光。但他们一进来就发现这里的人不是在玩野蛮，是真格野蛮。他们个个抽大麻，创作得罪大众的诗或画或音乐，或者干脆不要任何得罪人的形式，就专门跟大众作对。

一个女子走上舞台。说是舞台，不过就是圈起的一小块空地。白热的一束光从她头上浇下来。她打开一个纸卷，开始念上面的句子。句子卖弄着无道理和无逻辑。她的头发也染成紫黑的李子颜色，穿件深绿的天鹅绒短裙，腿上套着紧腿裤和带一圈穗子的牛仔靴。

那对进来不久的男女听了一会儿女诗人的大麻嗓音，恶心地笑了笑。他们想，这些人认为精神世界靠他们推动呢！仅仅五分钟，他们就受够了这个著名的“无出路咖啡馆”。最后看一眼把叫床认为是诗朗诵的女才子，拜拜了此地。

里昂看那个被灯光淋浴的绿衣女子眯起眼，仰着头，语辞被她吐一半吞一半。他眉头微微蹙起，调开脸。他也受够了这类玩艺儿，他认为正是这类毫无天才，永远不求甚解的一大批败类要对前卫艺术的不良名声负责。

里昂拉着我的手走出门。几年前他就这样拉着王阿花的手出了门，走到带有大麻气味的小街上。他这样拉着我的手，使我误认为我很年轻，年轻得还享受得起——对一份无名目的感觉还享受得起。

而他没有像吻王阿花那样吻我。因为我不是既幼稚又积极地噘起嘴的王阿花。里昂大概知道我在男女方面有一定的底子，我的一切都被他的手调动到了最佳状态，吻是离后果太近了。而他明白我不像王阿花，我是个立刻要追究后果的人。

他只是在早晨七点我们一同走出他排练的那家摇滚酒吧时，无言了好一阵。然后脱下我右手的手套，吻了一下我的掌心。你弄不清他这是开端还是告终。他仔细替我赤条条的手戴上手套，一面说：这手套就给你戴吧。我还有另外的一副。

他没有送我一程。我掌心上他的嘴唇松弛而柔软，少女似的，那吻却极深极深；他对王阿花百般心碎的感觉，全在其中。

来到学校，系办公室的门尚未开。我坐在地毯上，背靠着墙。地毯上有许多被烟头灼出的小圆洞眼，有胶姆糖被揭去留下的污痕，还有可乐或茶或咖啡洒在上面的斑渍。大家比赛，看谁最不把成规放在眼里，看谁破坏起来最酷、最帅。他们中趣味高的将成为里昂，趣味低的将成为那位朗诵性高潮的绿衣女诗人。他们或许会出来王阿花这样的例外。情调颓败却非常优美。他们中或许也会有彻悟者，突然看透这样的愤世嫉俗实质上也形成了另一套世俗，这样他们会浪子回头，回到秩序的社会中，成熟为安德烈。我却不知我将会成为谁。

我坐在地上，等待办公室开门。我一直惦记着两封推荐信。等我发现自己变成侧卧时，已是三小时之后了。我能在嘈杂声中，在川流不息的脚步激流里踏踏实实睡三小时觉，这事实让我大受惊吓。事实是我已经进入了流氓无产者的角色。里昂的艺术瘪三生活方式已经开始感染我。是这样吗？否则我怎么如此不顾我的中国体面，睡在文学写作系最繁华的大街上？

翰尼格见了我就打着哈哈说：睡得很好吧？一生一世，这大概是他空前绝后的一次机会看一个中国女人睡觉。

我面皮一老，笑眯眯说：很好啊。

翰尼格说：行，进步够快的。

我说：什么？

他说：你刚到我班上上课的时候，自觉意识太高了，高得整个班都受罪。我想，这么个嗲嗲的东方小女子在我班上做什么？这么乖这么嗲，肯定跑错门了。肯定是楼下“娱乐管理系”主修会计的！那天你穿着雪白的绒线衣，雪白的球鞋，浅蓝的牛仔裤，我想，你是我教书三十六年里碰到的最干净的一个学生！

我看看自己：我还是白绒线衣、白球鞋。

翰尼格接着说：那时候你很好玩，浑身都是自我意识。你没注意到，每次你念作品的时候，全班人都不敢出大气，生怕把你这朵蒲公英不当心吹散了。我当时想，上课前得先喝两杯酒，不然你那生疼的自我意识弄得我也自我意识起来了。

我问他有没有喝两杯酒再读我的“推荐信”。他说他用不着读，挥挥笔签了名就得了。他说着话便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苹果，很敷衍地请我吃，我一说“不吃”他马上“咔嚓”一口咬上去。然后他把两只四季不穿袜子的脚架到办公桌上。他的脚跟他人一样五短，我想能买到这样五短的皮鞋真不易。他鞋底上两块价码签还没撕掉，上面标着“＄69．99”。非常中产阶级的价位。阿书和我的鞋没有超过五块钱的。

翰尼格教授喜欢用些怪诞的语句，说我的功课“有点盖帽”，我的某篇神秘小说习作“几乎了不起”。他把词的极端级别前面加上个折衷的修饰，让你怀疑他或许不愿对他的褒奖负责任；你要是误把这些话当成真的鼓励，误上文学创作的贼船，你可得自己负责。他非常慷慨地给你赞美，但你绝对不可以忽略他赞美词前面的折衷。他就是要你明白他对你的艺术前途持乐观态度，但他这番乐观却一文不值。你要漏听了他诚恳的折衷意思，自我膨胀到了真的干起了文学这行当，酿成的悲剧你可只能自己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