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穿上风衣，戴上帽子。他穿风衣非常帅，有股戎马式的高雅。

“祝你有个好周末。”他打着官腔，彻底恢复成一个干练的便衣。

我说：“也祝你。”

理查走到门口，隔着转门的玻璃看见匆匆走来的里昂。里昂穿着黑色高领毛衣，外面一件破旧的摩托夹克，马尾辫刚刚梳过，不显得太与社会作对的样子。理查一看就知道我说的音乐家便是这一位。他从旋转门的另一边折回餐馆，见里昂正和我拥抱问候。

“我的手套是不是忘在这里了？”理查看看我，又看看里昂。

我忙对里昂说：“介绍一下，这是理查·福茨先生；这是我的朋友里昂。”

里昂微微点头一笑，只是为了帮我把一项礼貌做完整。理查伸出手，伸向里昂。两人都麻木不仁地讲了句“认识你真棒”之类的话。不知理查对我的介绍怎么想的；他和里昂的身份区别在于：一个是我的朋友，一个则不是。

“听说你是作曲家？”

里昂缩回手，看着这个穿风衣，穿西装，打领带的年轻男人。他想，难怪我在介绍时没提他的身份；他的确身份含混，因为满马路都是风衣、西装、领带。

理查假装有兴趣地问几句有关歌剧的话，里昂不愿无礼，有问必答。理查心想，这个自认为文化精英、与社会主流对立的小子狂什么呢？这样的艺术瘪三芝加哥的夜晚到处都是。音乐家、画家、诗人，那都是他们自己称自己罢了。理查为我担心：你可别去跟他掺和，他比乞丐只高一个台阶。他还在想，她和这个艺术瘪三到底怎么回事？得承认，他瘪三归瘪三，气质还不坏。

我把菜单递给里昂说：“你可以点这个杏仁清炒虾，因为虾是今天刚运到的，不是冰库里放了一个月的。而且因为这是个清炒菜，厨房会用新鲜的油。不然他们用炸过污七八糟的东西的油。”

理查忽然间里昂：“你们俩认识不久吧？”

里昂说：“给我点个辣的玩艺儿，随便什么玩艺儿，越辣越好。”

我说：“这儿有个香辣鸡翅。”我把脸转向理查：“要和我们一块吃晚饭吗？”你知道我半点邀请你的意思都没有。

“不，谢谢。很羡慕你们，能常常去音乐会。”理查说，“你们是在音乐会上认识的？”

“不是。”你知道我们没那么高雅。“我们不是在音乐会上认识的。你要不要看看菜单？”你明白就好：我的确在撵你走。

便衣福茨像是突然想起一桩急事，果断地站起身：“我得先走一步了。”他转向里昂：“改天来欣赏你的歌剧。”

里昂无所谓地笑一下。多一个人或少一个人对他的音乐买账，他绝对无所谓。我看着他俩握手，心想里昂要问理查和我的关系，我该说什么。但里昂什么也不问。便衣福茨走了之后，他马上坐回去，端起菜单认真读着。似乎刚才是个陌生人向他问路。

我们要了两个菜，加上税和小费，共十六块九角。我拿出三块九角，在账单上写了我的名字，放在桌上。想了想，把九角硬币拿回，换成一元钞票，如果里昂问我付这点钱是什么名堂，我会把失业的事告诉他。但他一个字也不问。出门后他淡淡道了声谢，告诉我他已很久没吃这么饱了。

离他的排练时间还有两个多小时。沿街某家灯光幽暗的酒吧在奏音乐，是慢摇滚，旋律被寒冷的夜晚吸去，只感觉打击乐在人的内脏深处震荡。我们走过它的门口，正好有人刚进去，我看见里面满是暖洋洋的人影，一些白色裸露的肩膀浮在幽暗上面。

你冷得够呛吧？里昂忽然问我。

天是够冷的。我红着鼻子对他笑笑。

给你。他塞给我两只手套。

我十根手指立刻被带一丝潮意的温热所包裹。里昂单薄的体温这样直接进人了我。手套右手的食指裂了个口，上面裹了一圈透明塑料胶带。胶带在寒冷中变得极硬；我无意中以它去撩头发，感到它像刀锋一样在我脸上刮过。

这是王阿花干的。他说。

我怔了怔：什么？

用胶带补手套。他说：王阿花用胶带补牛仔裤，补所有的东西。

我看一眼里昂。他的日子里有许多东西要补：该补些营养，该补些暖和……

他又说：我当时说，肯定补不牢的。可是，已经两年多了。

我感觉到他脸上细腻的笑意。那是王阿花在离开他，投奔海青之前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

这时我们走到一个“自觉付费”停车场。里昂的车停在里面。一辆七十年代末的“福特”，引擎一发动它铺天盖地的轰鸣如同“攻克柏林”。车里有股年代悠久的皮革味。我坐到左边座位上，见面前小平台上有个小镜子。我拿起镜子，又想，我这是干什么？赶紧把它搁回去。这个动作让里昂看见了。

你想我这个车常有女人坐，是吧？

是不是呢？我笑眯眯地看着他。

镜子是王阿花的。他说，车上不少东西都是她的。一直想凑到一块给她送去。一直也没送。

他没说什么原因“一直没送”。他非常会避开事情重要的地方。车驶出停车场。出口左侧有个竖着的木箱，高度恰抵车窗，上面有个横开的小口子，比邮箱上的投递口小几倍。按说该往里面扔两块钱。里昂根本对收款箱没有知觉。他对许多规范生活环节都没有知觉。车发出坦克的声响，在出口处凶狠地低吼，随时要冲出去攻打芝加哥。里昂微微在嘴角上用着劲，眉心被两条浓重的眉毛挤窄了。他不断扭头看着马路上过往的车，他脸上的表情像说这些驾八成新的“HONDA”、“TOYOTA”、“VOLVO”的人们惹他反感和蔑视：这个庞大而愚蠢的中产阶级，好像真有什么有趣的事等着他们，值当这样行色匆匆似的；他们无非是赶路回家，躺在长沙发上看电视或打瞌睡，吃低脂土豆片或无糖冰果冻。他的车猫在那里，终于瞅准一个空档。里昂一踏油门，就潜人了车流。

开了五分钟，里昂转过脸问道：你想去哪里？

我想他两年前就这样温和地迁就王阿花。我说：我不知道，我以为你有地方可去。

你本来打算今晚做什么？他又问。

你呢？

我？他微笑起来：我没有计划赴宴。我怎么知道会有人请我吃晚饭。

我的计划也打乱了。因为我原先也不知道我会请你吃晚饭。

没关系。

什么？我的头离开了车座枕垫。

你是不是很怕失业？他眼睛用力盯着路口的红绿灯。他连盯红绿灯也会这样专注。里昂如果没有这样独特的专注表情或许是个相貌平平的人。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失业了？

他把车驶过路口，这期间他一直紧抓着我的注意力。

我当然知道。他说，我过去常常失业。我做过起码二十家餐馆。一看就知道你给炒了鱿鱼。我是过来人，所以要你知道没什么可怕的。

车里暖气充足，我又把脑袋靠回去。

我来的时候路上就想，你一定给炒了鱿鱼。一听你电话上的口气就知道了。有什么可报复的？

什么报复？我不懂他干嘛用这字眼。但似乎这字眼用得颇恰当，准确戳在某个痛处。

别发愁，这种工作一天可以找十个。这种糟蹋生命的工作。它也叫工作？它只能算个糊口的事由。里昂不紧不慢地说。

车渐渐加速，但能感到它上气不接下气。开了十分钟，里昂把它停在湖滨大道边上。他跳下车，绕到车后，从后排座里拎出一个塑料油桶。他掀开车前盖，车和他一块呼出白色雾气。我钻出车门，问他用不用我帮忙。他告诉我谁也帮不上忙，车太老了，开动一会儿，就得给它添些机油。剧烈的寒冷冻得人眼珠也胀痛起来。我凑着凛冽的路灯光去看里昂，发现他独个在笑，仔细一看，那并不是笑容，是吃力地顶住寒冷而龇牙咧嘴。西伯利亚的坚韧生命雪猢和狼，都会生发这种类似笑容的龇牙咧嘴。大路上一群群车低啸着奔过，奔往某处去捕食。里昂的话我基本听不见。我大喊着问他：你刚才说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