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这一次，我向他道歉。

可一码事归一码事，萨连科依然不像我解释他能在苏联军法之下和我毫无顾忌的交往。他一定是用什么做了筹码，而这筹码他根本不敢与我坦白。可我说过，我最不想成为的就是他的软肋。更不愿意自己所谓的落地只是落在一块看似可以降落实则只会吞噬我的沼泽上。

我能感受到，这其中有欺骗的嫌疑。这是这嫌疑暂时找不到任何和莉莉死亡的关联。从我被史塔西抓走的那一天起，不安就如同细微的瘙痒攀附而来，叫人不得不分上点心神。

第二天他走后（因为职务，他总是来去匆匆），我叫来埃里克，问他最近好点没。

“‘好’的定义是什么？”他问。我没有告诉他我去过那间名为“山毛榉”的地下酒吧。

“你想不想去散散心，我是说，我出钱，你可以去旅游。”

“没必要。”他说，“天气暖和了，生意快好起来了。”

“我还可以再雇人。”

“你要雇新人了？”他突然愤怒地看向我，几乎气冲冲地问：”你要雇新人？这么快你就要把她的位置给别人了吗？！”

“不，埃里克，我不是这个意思，我……”

“我不允许！我一个人可以干两个人的活儿，总之，我不允许！”他钻进柜台后，背对我擦眼泪，任我后来怎么道歉，他都执拗得不肯跟我说话，却仍旧把账务做得漂亮完美。打烊后他背起他的书，头也不回地就跑出了琴声。弗兰克在后厨里做最后的打扫工作。

“我做得过份了吗？”我问。

“您是好心，可他不会接受。他还太年轻，是个孩子。”

弗兰克在水池里清洗抹布，耐心而细致地擦拭灶台，锅具，就像擦拭他珍贵的宝贝。

“您得知道，闷声不响的那种人，心里往往比谁都要热烈。这里面永远都有一股力量在兴风作浪，您应该能体会，不是吗？您有时候也不爱说话，还有您的那一位，他比您更沉默。”

“萨连科……”我笑了笑，问：“弗兰克，你见过那么多人，你说说，萨连科是个什么样的人。”

“好人。”弗兰克几乎不假思索地说：“他是个好人。”

“哦？那‘好’怎么定义？”我捡起了埃里克的话头。

“别的我不敢说，至少他对您是真心的。要知道，无论是在苏联还是这个国家，两个男人都不容易。也得知道，在大冬天里每天天不亮都送来一盆雏菊，在这个几乎快被摧毁了的城市里，更不容易。”

“除此以外呢？”

“除此以外……”弗兰克突然想到什么似的，停下了动作，说：“有一回，你去楼上拿围巾，似乎你们准备去兜风。他下面等你，突然，他走进厨房，帮我在炉灶里加了一把柴。要知道忙的时候我都在燃气灶旁，早忘了那烧煤的炉子，可咖啡都是在那上面煮的呀。他加了一把柴，蹲在炉子烤火，脸被照得红堂堂的，就听见他说——”

“——‘对不起’。”

“‘什么？’我问，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抱歉，那天骂了你，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太生气，阿尔他看见我就想跑……我一直想找机会好好跟你道歉。’接着他就站起身，来到早就惊讶到不知所措的我面前，拉住我油津津的手，请求我原谅他。”

弗兰克笑着，瞅了我一眼，说：“这样的人，就算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我笑出了声，非常畅快地笑，的确，这样的人能坏到哪里去。欺骗也罢，我倒要看他像在我这里骗个什么名堂来。可我不能保证自己不会再生气，但萨连科说过，我是可以对他生气的，我是只能对他生气的。

三月渐暖，微风从山林间涌来，露水蒸发在朝阳中，易北河水位渐长，浪花层层叠叠拍打着两岸。德累斯顿城内最不缺乏的就是建筑修复时的轰鸣声，起吊机、挖掘机、载重卡车无休止地散发汽油味儿，工人锤敲打的声音富有节奏，好像每一声就多出一块砖，多出一片瓦，这个城市就这样逐渐地走向最初的萨克森式的古典与优雅。

南希和卡尔的合作愈发加深，卡尔从柏林军区那边调任到了德累斯顿，两人时常见面，打着某种恋爱的旗号。这无可厚非，毕竟南希作为一名在苏联军区中工作的东德女性，嫁给一位东德国防军官是喜闻乐见的事情。于是情报源源不断，有时候数量多的令人瞠目，这是因为卡尔作为一个赌徒，他所不具备的理性和不可遏制的贪婪。

“他给得太多了，有些情报似乎很有价值，但他其实也是道听途说。这种类型的情报就需要我们自己花时间去调查和分析。”南希有一回忧心忡忡地说，“他以为每条消息都能弄到钱，可没这么好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