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她姓略萨，是母亲的姓氏，在以葡萄酒为生意发家如今在魏玛共和国政商两届都有一席之地的赫克谢尔庄园里见到了温和敦厚的男主人和冷淡的女主人，以及他们的三个孩子。

“以后，你跟着他们一起学习。”男主人赫克谢尔先生对她说，“我们为你母亲的去世而遗憾，看在多年的情谊上，请你把这里当作自己家。”

家？她想，客房可不是家。但她很感激赫克谢尔一家收留自己，在失去了唯一的依靠之后能有一个落脚之处，还给予她应有的尊重，她想自己不该有任何别的需求。至于学习，赫克谢尔先生的愿景并不能实现，因为赫克谢尔夫人还没宽容到容许这个来自爱尔兰的私生女和自己的孩子们一同学习。

可她向这个男人道谢，向自己未知的父亲道谢。抬头时，在所有人漠然的目光中，只有赫克谢尔先生和这家的次子朝自己露出了微笑。

她想，这么多年，她眷恋不过就是那一抹窗前的、被阳光镀了金的澄澈微笑。

于是她时常在日光房外偷偷看那三个孩子——不，十八岁的长子已经不需要家庭教师了，他离开了家活动在柏林的政坛中，不常露面。十五岁的次子也不喜欢文理学习，比起书本他更爱枪支，经常在森林里打猎。只有小女儿，在鲜花的簇拥下跟随家庭教师学习读书和钢琴。所以她经常偷窥的是小女儿，那从未对自己露出过笑容患有心脏病没过多久就溘然长逝的她的姐姐。

她会爱尔兰语和英语，却不会德文，语言的障碍让她在这个家里更加格格不入。只有在不列颠做过生意会英语的赫克谢尔先生偶尔对她嘘寒问暖，不冷不淡的，保持在令她舒心的距离。除此之外没有人跟她说过话，除非她肯开口说德语。可是她怎么敢呢？这种听起来硬邦邦的语言她一个字都搞不懂，尽管她在日光房外听家庭教师讲课，但没人教她那繁复的语法，即使她后来被这家的次子称赞是赫克谢尔家最聪明的孩子，但几个月以来她也只敢跟仆人说上几句日常用语表达需求和感谢，除此之外，她希望自己变成空气。

“我不明白，这种日子什么时候可以到头。”她爬到树上，踮起脚眺望爱尔兰的方向。

“这里不好吗？”

突如其来的声音让她差点从树上掉下去，她惊呼一声抱住了树干，低头发现是这家的次子——亨利·赫克谢尔。他正仰着头，手里拿着马具。树影斑驳中，少年灿烂地微笑着，用流利的英文对她说。

所以多年后，对于他的一再拒绝，她会怨怼地斥责道，是他先靠近自己的。

他靠近了她，怀揣善意靠近了她。在梣树林的绿荫下教她德文，一字一句地、不厌其烦地教她发音、书写。他会告诉她有关于这个家的一切，哪怕她除了他之外对其余的从不感兴趣。他对她说，父亲的生意在走下坡路但他即将当上地方的议员、哥哥在柏林读大学同时也参加社民党的活动、妹妹的病情不容乐观但她依然想去慕尼黑看最新的画展……等等一切。在讲述这些时好似两人亲密无间，然而除此之外，亨利·赫克谢尔距离她足够远，远到她仿佛觉得，自己要终生仰视他，追寻他。

他是那样冷淡的性格，对谁都一样，可孤傲的他偏偏会对她露出那种微笑。也许连亨利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出于怜悯，又或许是出于血缘本能的亲近，知晓真相的他并不把她当作家族的耻辱，毕竟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他甚至有时敬佩她，佩服她可以爬到他都不敢爬到的高度去眺望自己的故乡。当多年后希特勒上台所导致的政治迫害迫使亨利不得不带领家族移民到美国时，他也多想找一棵最高最大的树，爬上去，踮起脚尖眺望海那边的故乡。

那是1938年，作为社民党的赞助人在纳粹政权上台后赫克谢尔家族可谓遭受了重创，家族生意彻底失败，老赫克谢尔在女儿去世后不久也撒手人寰，身为社民党高层的长子锒铛入狱，成为第二批进入达豪集中营的领导人之一。只有亨利，那位始终对生意、对政治都不敢兴趣专心于枪械研究和猎场的次子逃过一劫。

那年亨利25岁，他对在赫克谢尔家寄居了十年的南希说，他将带着母亲去美国，你不姓赫克谢尔，不必和我们一同流落海外。他给了她一个留在德国的选择，还给她留了一大笔钱，而她却坚定地要跟他去美国。

她说，你在哪里，我就在哪里。

他以为这是多年的情谊在作祟，可不知为何，他内心长久高悬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因为在此之前他设想过很多次两人的分别，每一次他都觉得心痛难忍，即使两人之间在成年之后几乎没有交集。从来，他们都是远远地彼此相望。一个出于身份的自卑，一个出于难以厘清的情愫。他们之间隔着层层浓雾，他们凝视彼此，却从未想过靠近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