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便，怎么了？”统太郎放下墨，问道。

“我得借这房间一用。”阿兰单手拿着月琴，在她身后跟着一名十五六岁的姑娘，粉嫩嫩的小脸讨人喜爱，只不过此刻秀眉紧锁，抿着嘴唇，似乎有烦心的事情。

“好，好。”统太郎马上起身。

“我要单独教导这丫头，还得麻烦两位去楼下稍等片刻。”阿兰的语气有些许不多见的强硬。

“房东有令，岂敢不从……走了，走了。”吉井很快地从被褥上爬起来，显然根本没睡觉。两个男人不敢逗留，赶忙离开了房间。

阿兰催姑娘进屋，拉上了隔扇。随着“啪”一声隔扇碰撞的轻响，那姑娘跪倒在地，立马就要哭出声来。“嘘，别作声！”阿兰连忙掩住姑娘的嘴巴。等听到外面的脚步声渐远，消失在楼梯口，她才收回了手。

“抱歉、抱歉，我没忍住……”

“没事，那两人都是我身边人……阿仙，到底出了什么事？你这样慌张。”阿兰低声问道，同时用象牙拨子弄出些声响。

“大事不妙，官府在这趟自泉州来的船上发现了《圣经》！”

“什么？”阿兰惊叫，又慌忙捂住自己的嘴。

阿仙提到的《圣经》，并非佛教经文、儒家典籍，而是天主教的经典著作。

在切支丹[1]禁令盛行的年代，即便是一本小宣传册，也足以让幕府要人性命。早在丰臣秀吉时代，日本的统治者便开始打压天主教。到了庆长十一年（1612），德川幕府更是拆毁京都的教堂，命令信奉天主教的大名有马晴信切腹，并在两年后（1614），将高山右近[2]等一百四十八名切支丹流放到马尼拉、澳门等地。

元和[3]八年（1622），长崎五十五名切支丹被幕府公开处决，后世称这一事件为“大殉教”。宽永七年（1630），天主教的相关读物被幕府拒于日本国门之外。其后，日本的切支丹不堪幕府迫害，在岛原武装起义[4]。幕府付出惨痛代价才镇压了这一叛乱。这一战，使得幕府对切支丹的憎恨变得更加不可收拾。

而现在不过是原城之战后的第六年。幕府将荷兰商馆从平户移至长崎，为的是将兰人[5]隔离在长崎出岛，以便管束。而幕府在长崎建造唐人区，集中隔离在日唐人，则是元禄年代[1]之后的事。眼下，唐人还可以和日本人混居。在幕府看来，天主教是西方舶来品。为此幕府恨不得在长崎的每个兰人身上都安一双眼睛，对同样是外来的唐人却没多少戒心。幕府认为，浸淫孔孟之道的唐人[2]，不至于去接纳天主教这种西方的宗教。

每有唐船入港，长崎奉行的检吏都会携通事（翻译）一同上船，将写有相关法度的木板挂在桅杆上，由通事高声朗读，并要求外海船员一一复读，但这些显然都是走流程的表面工作。进行货检的目的也不过是防止人参、麝香、沉香等走私进港。然而谁想这次竟发现了与天主教相关的文书。

“是横版文字的？”阿兰问道。

阿仙摇摇头，说：“是汉文的……”

“啊……”阿兰一声叹气，“这可真……横版还好解释，怎么偏偏是汉文！”

赴日通商的明商为了图便利，不断向幕府灌输“唐人无切支丹”的观念。但事实上，天主教早就在中国南方地区传播，和葡萄牙人频繁接触的广东、福建地区，有不少天主教徒。而和日本通商最多的，正是粤、闽两地。

正因幕府坚信“唐人无切支丹”，唐人教徒经常会协助日本地下切支丹传递消息。唐船上有汉文的天主教文书，就是明摆着承认唐人有切支丹。若是横版洋文，还可狡辩说看不懂，不知是何物；若是汉文的，就辩无可辩了。

“这《圣经》是给日本教友捎带的，还是一时疏忽带上船的？”阿兰强行镇定心神，但她的睫毛在微微颤抖。

阿仙摇头，声如蚊蚋道：“不是疏忽，就是给日本教友带的。”

“好吧……”阿兰拨动着象牙拨子，如泣如诉的琴声响起，“我弹些曲子，省得外面人生疑。阿仙，你继续往下说，我听着。”阿兰用修长纤指抚着琴弦。

“官府从船上抓了七人。”阿仙继续道。

“全部被带走了？”

“嗯……据说，这书是伊势町的庄次大叔托唐船的人捎带来的……”阿仙说到一半，又流下了眼泪。

“简直胡闹……”阿兰这话刚一出口，却又不忍继续责备了。委托唐人偷运禁书，确实过于轻率荒唐，但在长期封闭的环境中，一本能够读得懂的汉文《圣经》是多大的诱惑，阿兰身为切支丹，怎会不理解。

“庄次大叔一定是太想读那书了，不然不会这么糊涂的……”

阿兰弹奏月琴的节奏逐渐放缓，叹了一口气，说道：“是呀，将心比心，谁不糊涂呢？”

“阿兰姐，你说唐船的水夫会把庄次大叔供出来吗？我听说奉行的拷问手段可吓人了。”

“傻丫头……你多虑了，”阿兰轻声安慰道，“就算是在脖子上架着刀，他们都不会开口的。尤其是唐人信徒，他们成天把‘信义’二字挂在嘴边，可做不出这等背信弃义的事。”

“嗯……”阿仙轻飘飘的答复被琴声所掩盖。阿兰拨动琴弦的节奏又加快了。

“阿仙，你不是有朋友在奉行做通事吗？如果有这七个人的消息，麻烦尽快告诉我。”

“好。”阿仙乖巧地点点头。

在明治二十年（1887）编纂成册的《长崎年表》中，在正保元年（1644）一栏记载了三项，恰巧都涉及唐人。第一项提到了逸然和尚赴日：

唐僧逸然，大明浙江仁和县人士，名性融，号浪云居士，来日担任兴福寺第三代住持。擅作画，渡边秀石[1]、僧人河村若芝[2]等皆出其门，乃是长崎汉画之祖。于宽文八年（1668）七月十四日圆寂，享年六十七。

第二项如下：

任唐人林友官、黄武官、周辰官为切支丹密探，彻查信奉天主教的唐人。

最后一项：

查出唐人天主教信徒共七人，处斩。

那一年担任长崎奉行的有两人，分别是山崎权八郎和马场三郎左卫门。

在长崎的海岸边上，有一座名为立山的寻常山丘，山顶平坦，草木繁密。当时葡萄牙商人还被允许在日本境内活动，他们中有人恳求幕府不要在寻常地点处决；也许是官吏收了他们好处，竟也许可了。庆长元年（1596）十二月，曾在立山处决二十六名切支丹，立山也因此扬名。

自那次大殉教后，立山以及周边就变成了处决切支丹的专属场所。被发现私藏禁书的那七名唐船乘客也殒命于此。

在异国，因异端之罪名被处死，这七名唐人的命运着实悲惨。若是日本教徒，肯弃教，就能保全性命。劝说切支丹弃教对官吏来说是前途可期的大功一件。故而审问日本教徒时，官吏都会不择手段、软硬兼施地诱导其弃教，给在牢狱中的教徒一些优待，打些感情牌，等等。但劝唐人改宗就算不上任何功劳了。在官吏搜出汉文《圣经》的那一刻，这七名唐人就已难逃一死了。

数日工夫，在唐船发现《圣经》一事便传遍了长崎。据说，长崎奉行想借此机会查出更多日本教徒。

在阿兰家二楼，两名食客正谈及此事。吉井多闻叹息道：“能不能审出更多切支丹，可是关乎官老爷的前程。可这七名唐人，唉……”言罢，他瞥了眼统太郎的反应，“你一定很焦心吧？”

“我？”统太郎一时没反应过来。

“同胞受难，你不难过吗？”吉井神秘兮兮地压低声音道。

“哦……还好……”统太郎含糊道。他有些后悔和吉井太过推心置腹了。

“身处异国，举目无亲，他们一定活得战战兢兢，不容易呀……”吉井说完倒头就睡。

对于七名唐人切支丹遭严刑拷问的传闻，长崎民众私下议论纷纷，舆论的风向更偏向同情。自从幕府颁布锁国政策后，唐人在长崎市内被规定了指定的住处——“指宿”。“指宿”和混居的区别不大，多少考虑长崎当地人的情绪。唐人行商在长崎市内住宿，除了住宿费，还要依据交易额向客栈老板支付“口钱”[1]。那时，长崎总人口只有五六万，而在留唐人有数千之多，巅峰时甚至上万，当地人无不以此为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