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郁文慢慢听出了点儿意思，大惊失色，“怎个阳奉阴违法？您说清楚些，这和江南路上自立为王有什么区别了？”垂头一想，忍不住嘟囔，“您方才还说陆大人与官家闹不出什么好结果呢，您这般做，就是明智了？”

“话也不是这么说，”谢忱耐心地和她解释，“还是说盐务。官家登基头一年便发了好几道新政，令其后行官运法，官府需往盐池将盐批运至各路州府，再统一转卖盐商行分销，为的是牢牢掌控源头，同时也好将定价的权力握在朝廷手里。实际上呢，你去问问崔通判，这两年州府的账总是亏的，为什么？就亏在一趟趟运盐的耗费上。”

“官家要多收盐引的价，可以，谢家都给他。但盐引拿到了手上，怎么买怎么卖，那就是谢家说了算。我们就将那些盐引照官家的价原价转给盐商，同时与崔通判打个商量，叫盐商自行往盐池向盐户买盐——这么一来，于盐商而言，盐引虽提价了，可收盐的本钱却大大走低，运输的本钱也差不了多少，或许因着商路自由，安排得好，还可能较从前更低，何乐而不为？于崔通判而言，余杭府年年省下运盐的花销可是一笔大数目，再加上盐户上缴的部分盐款，远比往年的收成好，他能不乐意？”

谈到生意上的事，谢郁文脑袋转得比谁都快，谢忱没说完，她就算出笔大致的账。确实是一本万利的事，可这远不该只是银钱上的考量。

她没把握，犹疑道：“爹爹，您说的这些，可不是小打小闹，多大的动静啊——何况官家所图谋的，定不止盐务这一样，您打算全来个阳奉阴违？江南路上下多少双眼睛、多少张嘴，天再高皇帝再远，您又能瞒多少时候？”

越想越不妥当。顿了顿，谢郁文好言相劝，“不是我不乐意做。爹爹，您想想，这该是我们谢家做的事儿吗，这该当是朝廷的职责！若叫有心人摸出了眉目，一道奏章就可以定我们谢家谋逆的罪。爹爹，您这些想法，直接向官家进谏多好？犯得着绕这样大一个弯子，留人这么大的口实吗？您向来避世，这么干，您真舍得啊？”

谢忱苦笑，“你当我不想直接让官家这么办？早借着崔通判的口，探过官家的意思了，没法子，官家不愿意。”

也是。谢郁文嘲讽一笑，“真要这么办，给了商贾多大的腾挪空间？我算是瞧明白了，而今这位官家，心中真是有野望的，但可不是做什么名垂青史的圣君，他要做古往今来手中权力最大的天子。”

大不敬的话，谢忱却一味沉默，并不置可否，也不制止她。

谢忱捋着一点儿灰青的胡茬，好半天，才一字一句地道：“话说回来，都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谢家有实力控得住局面，能对得住江南路百姓，对得住认真讨生活的人，我问心无愧。官家要谢家做他手中的刀，谢家大约是逃不掉了，那行。只是这把刀，并不听握刀人使唤，它有自己的想法——我只是想让官家知道这个。”

谢忱凝神想了想，伸出三根手指头，“两三年的功夫，足够让江南路面貌一新，到时候大局既定，用不着谢家再争什么。百姓有眼睛，朝野上下有眼睛，官家还能逆势而行？”

谢忱瞧了眼谢郁文，见她面色凝重，不由放缓了口气，“葭葭，你也别想得太多，听着细务浩繁，实际落到谢家头上的事并不多。真要费心的一样，便是替府衙将账做平了，剩下的就是将眼睛睁大，留心着各处动向，盐务细处用不着操心，大势上不出错就成。你事情多，这些有爹爹替你看着，你放心。”

谢郁文还是忧心忡忡的，“爹爹，我是怕费心么？您细想，不说后头千头万绪的事，只说最开头，那是与崔通判打个商量就能顺当做下去的吗？您起码得拿捏住了江南路转运使吧——江南路转运使张昉，这人连我都知道，天字第一号天子门生，官家的奶兄弟......”

“张昉他爹前天夜里去世了，”谢忱面无表情地打断她，“今日张昉就得上表丁忧，三年的时间，足够了。官家的亲信都在中京城里分不开身，江南路没人了，就剩个崔通判，官家近来很看得上他，即便不授衔，多半也就由他话事。”

简直是九死一生的境地，看似凶险，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有万全的法子。谢郁文也干脆，很快转过弯来，咬咬牙道：“那行。既然您都想好了，朝局上头的事，我自然是听您的。只一样，往后您可别躲懒，这样大的场面，我一个人支应不过来。”

谢忱没好气，“你这丫头，我几时躲懒了？”

谢家的出路，像是块沉重的巨石压在两人心上，眼下既议定了，虽前头仍有着千难万难，但一切都有了主心骨，力气有处去使，忽然间反倒生出无限希望来。谢忱与谢郁文一时都觉得松快不少，说了两句玩笑话，又议起往下的筹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