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姜道：“莫不是有人污了它？”

桓玄道：“非也，故人仙逝，怕再见感怀，便不再看了罢。”

陶姜先生不语，盯着那鱼佩又过了良久，才道，“这玉佩何其精美，搁置着，可惜了。”

桓玄道：“父亲为要此物陪于陵寝之内，怕是此物对他已无它意。先生若是喜欢，就拿去罢。”

陶姜先生一滞，没有想到，他人视之如命的东西，别人却可以轻易处置，如果有朝一日落于他人之手，不如今日就带了去，便躬身谢了恩，捧着盒子去了。

桓玄选定了金雕龙凤摆件作为贺礼，却看到旁边放了一把玉柄浮尘，想着修道之人才用此物，自己留着也是无意。数月没有联系，不知他心情如何，便差人封了，送去了建康。

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

没有想到，殷仲堪大婚之后的第八日，他要赶回南郡的头一天，建康的回信来了，老规矩，一个卦象，不过这次的卦为：同人。

封疆大吏们各自悠然自得，可是朝中却对王恭等人的起兵极为不满，于是司马道子又开始对各方势力逐一的挤压，频繁的增加了外藩的官吏。隆安二年，江州刺史的位置由王氏的亲信，变成了道子所安排的无名小卒，这一举动无疑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王恭立刻联合了桓氏与殷氏共同奋起反击，准备二次勤王，夺回自己的势力。

桓玄收到王恭的信后，立刻请来了陶姜先生，共同商议。近来陶姜身体欠佳，总是懒懒的，也许是早些年留下的病根子，又赶上了旧友的忌日在即，精神淡淡的，很是疲倦。

上次勤王看似凶险，最终却得了个很不错的结果。殷仲堪拿回了荆州刺史的宝座，自己未动一兵一卒，也顺手捞了个广州刺史，督交广二州军事。虽然不必赴任，也是万里之行的第一步，已经迈出来了，自然就有后续的发展。

不过陶先生还是分析了利弊，司马道子生性狡猾，诛杀王国宝等人之后，又推举出自家的司马尚之兄弟出来，实则是为了他一己私欲，继续找人垫背而已，不过朝中有此人一天，就没有其他氏族壮大的一天，所以此人不除，势必是祸事。

王恭此人胸襟虽广，志向虽远，却是心怀善念，颇为仁慈，不宜于用兵打仗，本不该与之为伍。只是这次兴兵，看似勤王匡正，除圣驾身边的奸佞之徒，实则是为了挣脱朝廷将的束缚，将被肢解的势力整合，这样理由值得一搏。

桓氏的势力还很薄弱，没有殷仲堪、杨佺期那样守着一方沃土，可以扶风摇上，多以只能静待时机，慢慢发展，而这次却是天赐的良机，可以借助他二人之力，蓬勃自己的实力，要挟朝廷，分出一亩三分地来。

有了陶姜先生的支持，桓玄便大张旗鼓的整顿军马，随时等待王恭的指令，一齐发兵，利剑出鞘，大杀四方。只是出兵勤王本是一招险棋，一步走错，就有可能满门抄斩，桓玄不知道，可陶姜知道。

殷仲堪拨出了五千人马，让杨佺期领兵前往南郡，万事俱备，他又亲笔写了一封书信，藏于箭杆之中，派人快马加鞭送到了京口，现在只剩下等待盟主王恭一声令下，便可出击。

司马道子在京都吓的魂不附体，仓皇失措，还不如长子司马元显对战局的分析与理解，于是干脆甩手给儿子，自己酗酒去了。而这位司马元显少年英才，不仅是行军打仗，而且心思细密，更善于用计。

此时，王恭处收到了殷仲堪的百里加急，本是胸有成竹，十分笃定，展开信函却发现，绢绸已经变形，辨认不出是何人所书，犹豫再三，怕是司马元显的离间之计，便在京口犹豫不决。

殷仲堪迟迟等不到王恭的消息，又觉得战事稍纵即逝，为避免贻误战机，便帅领二万军马，挥兵沿江东下，直达湓口。刚刚走马上任的江州刺史王愉哪里见过这种世面，被打的丢盔弃甲，仓皇逃兵临川。

桓玄与杨佺期得知殷仲堪已经顺利进兵，便火速支援，恰好遇到逃亡临川的倒霉蛋王愉。刚脱虎口又入狼窝，王刺史光荣被擒，才知道什么是命运不济，命途多舛，命不好赖不了别人。

朝廷的兵马虽然不如北府军训练有素，但是动起真格的，也是天子之兵，本来就是擒杀反叛之臣，出师有名，再加之司马元显饱读兵书，排兵布阵，十分稳健。在三面受制的情况下，他全力阻击了实力最弱的桓玄部队，使得桓玄大败于白石，与杨佺期被迫换线，进军横江。一时间欲与王恭汇合的殷、桓两部暂缓了支援的脚步。

王恭得知了殷氏、桓氏均有战果，便等待着与他们顺利会师。军不可一日懈怠，三军士气要时常检验，王将军安排了一次为期三日的大阅兵。此番阅兵之后，就要继续作战，一鼓作气势如破竹的直奔建康，所以名义上是阅兵，实际上是劳军，将士们整装待发后，就要大干一场，军营里洋溢着欢声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