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的大义很难让人拒绝，没人敢在这个关头说违背忠义的话，但说到征兵打仗，所有人都推诿不前。愿意去的人都只会纸上谈兵，稍微懂点军事的又瞻前顾后。

朝堂上吵了半天，就只一个崔珏要去，可崔家不愿担风险，他们本来就因为刺杀案被杨佑修理了一顿，一旦出征失利，家族就很有可能一落千丈。

杨佑冷冷地看着朝堂上的对话，没说什么，直接下令把说要南逃的官员都放到大殿前一人打十仗，只留下那些和他一起主张抵抗的年青官员。

然后他带着崔珏，调集了京畿道、晋州、商州的所有军队御驾亲征。

那一战，杨佑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于蒲州设伏，以三万对十万，重挫了阿史那摩多，又在夜间渡河偷袭朔州，火烧突厥营帐，斩杀突厥万余。

阿史那摩多见无法在杨佑手上讨到便宜，又已经抢了不少地方，特别是还抢了朔州这么肥硕的城池，裹着一应金银粮草急速退去。

直到多年以后，许多曾经跟随杨佑度过这一时期的老臣，也依然无法忘记年轻的皇帝坐在军帐中淡定地发号施令，退却蛮兵的英姿。也就是那一战，陆善见也终于意识到，杨佑身负的龙气，从来就不是天选的证明，而是他个人能力的表现。

无论何时，他一直在努力，并且相信自己的努力能够改变一切。

朔州大捷，征伐西夏的刘恒也取得了十分成功的战果，把西夏重新打成了齐国的附属国，刘恒也一跃成为齐国屈指可数的权将，虽然此战付出了惨烈的代价，但究其成果而言，仿佛也可以接受。

他们都以为朔州之战证明了杨佑确实可以以人力改变天命，一己之力也能挽回王朝的颓势，却不知在历史的潮流面前，人的力量始终太过渺小。他们眼中齐国命运的转折点，不过是坠入深渊前的最后光明罢了。

突厥外患还在虎视眈眈，内忧又冒了出来。

全国各地很早就有了各种各样闹事的人，这些人无非是聚集在一起抢劫，然后学汉高祖刘邦一样逃到山上躲避官府的追踪，最多也就是杀掉县令和县尉，然后等着被杨佑派来的正规军剿灭。

从广德三年开始，一切都有些不一样了。

先是北方的蝗灾、兵祸、突厥入侵。

然后是连年的大旱和黄河决堤，黄河沿岸河北河南山东诸地几十万人沦为难民。

灾荒之年，颗粒无收，接着就是饥荒和瘟疫，没有粮食那就吃人。

于是北方各地，尤其以西北为甚，易子相食，甚至出现了买卖人肉的市场。

国库早就被杨庭耗得差不多了，杨佑好不容易经营起色，又全都花了出去，甚至还远远不够，朝廷要赈灾，就得向别的地方伸手，条件稍微好一些的南方就不得不背上了重税。

拆东墙补西墙，杨佑没有一刻不是揪心难过的，如果西墙能补上，那就相安无事，如果没补上。

也就不会再有后续。

广德五年，负责修筑黄河堤坝的工部尚书张剂贪腐案爆发，激起山东各地的又一次民变。

陇西一带，流贼四起，四处流窜抢劫，还有人纷纷建国，于是呈递给杨佑的折子上隔三差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国家，首领都叫什么混天魔王、黑旋风、过江龙。

到底叫什么都不再重要，火势已成，他先派了好几拨官员前去招安，因为粮草无法及时提供招安计划也就破灭了，杨佑迫不得已选择了刀兵相见，调集刘恒诸部前往陇西平叛。而刘恒递上来的折子更是触目惊心，已经有不少因为贪腐而没能领到粮饷的士兵也加入了流贼的队伍中。

于是打着打着，流贼的队伍越来越大，齐国士兵逃亡的越来越多。

到了广德七年，重压之下，不光是北方叛乱，连南方也隐隐有了民变的苗头。

天下除了益州因为地形而幸免外，其他地方都面临着可怕的压力，突厥听闻中原战乱，磨刀霍霍随时准备南下，杨佑甚至都不敢动杨遇春的军队，最后朝廷实在无力供养，杨佑只能放权，让他自行筹备军费。

流贼的队伍动辄几十里，穿街过巷，见者生畏，刘恒挑了几个打头的歼灭，却依然止不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的流贼。

广德八年，王忠被杀，其部下赵荣起兵自立，占据了辽东一线。赵荣并非是走投无路的平民，而是有出身有官职的将领，他的行为终于在齐国即将崩溃的堤坝上开了一个小口，无数洪水透过裂缝滚滚而来。

各地世家、将领纷纷起兵，又都是在中原腹地，京畿道瞬间变得岌岌可危。

同年八月，原来在汉中养老的刘武召集旧部谋反，声称当年杨佑矫诏进京，杀害了原本应该继承皇位的四皇子杨仕，又毒杀了先帝杨庭，身为皇帝，穷兵黩武不知体恤民情，连年与突厥征战，对百姓征发重税，引得天怒人怨，连苍天也看不下去，降下了灾荒以示惩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