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要想在歙县从县丞变成真正的县令是不大可能了，但这一份考评如若能够上去，熬满资格后，下一任选个县令却大有希望！

因为汪孚林从松明山老宅搬到县后街之后，喻县丞便由刘会亲自领着来拜过门头，因此眼下得了署理的名义，他就立时备齐礼物再去汪家拜谢，谁知道敲开了门之后，却得到了汪孚林不在家，而是已经去了府衙的答复。思忖眼下府衙那边正在收拾残局的当口，刚刚挂着署理名头的他可不敢去搅扰姚府尊，便满脸堆笑地希望能够留下礼物，可亲自应门的金宝却向他转达了汪孚林的话。

“二尹，家父说，近来若是有送礼的，一概推却不收。如果喻县丞您来，就让学生带个话，您只要多体恤歙县子民，不要像薛县尊那样偏听偏信，急躁冒进，催科的时候几乎要逼死人，均平夏税丝绢的时候却慷慨激昂满嘴都是漂亮话，遇到事情就想到丢出别人来顶罪，这就行了。”

喻县丞没想到汪孚林让养子转达的话竟是如此直接，心里明白薛超这一次怕是会被踩上一万脚。可他乐得如此，即便备好的礼物人家不收，但心情却反而很不错，乐陶陶地就回县衙去了。

而同一时间，汪孚林正坐在徽州知府姚辉祖下手边。屋子里主位两侧，酸枝木的椅子下头是同色材质的脚踏，一色都是姚辉祖在段朝宗离任之后置办的东西。一旁是府衙户房一个司吏两个典吏六个白衣书吏，一沓账册摞起老高。正如之前帅嘉谟告状时所说的，徽州府衙户房总共九个人，却没有一个是歙县人，司吏是婺源人，两个典吏一个婺源一个休宁，其余六个则分属五县。不管这是这一任的巧合还是其他，此时九个人却全都绷紧了神经。

毕竟婺源和休宁闹得这么大，如果府尊要拿他们开刀，就算叫撞天屈也没用！

“歙县人丁每丁征银一钱五厘四毫，田每亩征科银八分一毫，地每亩征科银四分七厘四毫，山每亩征科银三分三厘一毫，塘每亩征科银八分九厘七毫……”

六县赋税的具体计量方式被这些吏员一一诵读出来，仿佛给人一种错觉，那就是每年夏税秋粮都是按照这个数目来征收的，数量极其微薄，但汪孚林却清楚得很，这种简明的规则在任何府县都不大可能，因为这是按照赋税总额以及田亩户口数量来计算的，可整个徽州一府六县，多少官宦富户是有免税免役特权的，又有多少田地是投献在这些衣冠户的？

而且，岁办岁贡数目未必一定，怎可能只收这么一点？

“别念了！”姚辉祖火冒三丈地制止了这些吏员的照本宣科，等到把他们全都驱赶了出去，他方才脸色凝重地对汪孚林说：“世卿，你我之前全都对外宣称，要公开公正公平地处理这夏税丝绢纷争，可话是说出去了，此事终究要办。你不想歙人戳着你的脊梁骨说你偏帮外人，我更不希望其余五县再出什么纷争，既然把歙县独派的六千余两丝绢夏税均派到其余五县，会惹来这样的反弹，那到底该怎么办？”

“此次徽州一府六县为了一个夏税丝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歙县这边说是官司打了百余年，其余五县却人心不服，说到底，大明会典上所记载的每年夏税秋粮数额，只到府，而不到县，故而依据不明。而赋役黄册是弘治年间方才修订的，已经有几十年没有重新修订了。所以，作为姚府尊来说，最要紧的是如实上奏这桩公案之外，再加上一道陈情，请于天下各府编造赋役全书，将各县赋役罗列其上，然后一部存在官衙存档，另一部存在学宫供士民查阅，以防再发生赋役纷争。”

汪孚林直接把后世曾经在某博物馆见到的赋役全书被搬了出来，见姚辉祖在一怔之后，立刻会意地击节赞赏，他就知道姚辉祖明白了自己的意思。任上出了这么一件事，自然说不上光彩，但由此及彼，由自己一府想到了天下各州府，用打官腔的话来说，这就说明作为徽州知府的姚辉祖遇事有主观能动性，想法有建设性，能够防微杜渐。

紧跟着，他便继续说道：“而民间险些暴乱，这就说明这桩公案很难仅仅靠徽州府的官员解决，可以请调宁国府和太平府属官协助核查，如此可以平息五县躁动。到时候来的多半只是通判，府尊也可以辖制得住。”

见姚辉祖有些犹豫，他便轻声说道：“以示公正。”

反反复复权衡过后，姚辉祖只得点了点头：“好吧，为了以示公正，本府会向上陈情。”

“第三，如何安民。休宁婺源之乱，源于一小撮讼棍邀名，更为了成事不惜骇人听闻，此等人要严惩。我听说，休宁强捐之数，已经达到了上万，也就是说哪怕休宁县真的加派夏税丝绢，这笔钱原本冲抵上休宁一县十年八年的加派丝绢都够了，如今却因为奸徒内讧而不知去向，而百姓却掏出银子反而遭受欺瞒。这些棍徒应立时押送府衙，当众审问，如果是生员，则提请提学大宗师革除功名，如果是民众，该打该充军决不轻饶。至于他们强捐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