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宿舍理好东西，我跟爸妈去食堂吃饭。食堂里多是陪儿女来报到的家长，正叮嘱出门在外要小心照顾自己。

我们要的是快餐，爸妈把他们的茄子全拨给了我，因为他们知道我爱吃。平心而论，食堂烧出的茄子猪吃了都会食物中毒，但我在此刻却觉得心里窝窝的。我很想对他们说些什么，但我最终只是默默地扒着饭粒。

吃完饭，爸爸一面叮嘱我要好好照顾自己，要舍得花钱，没钱打电话给他们。我不停的点头，然后爸爸说：“那就这样，我们该走了。”

“啊——”我的脑子蒙了一下，然后眼泪就毫无征兆的下来了。我也没想到我会哭。

妈妈的眼眶一下子红了，爸爸拉着她要她走。我哭着喊：“妈——妈——”我想跟他们说对不起，我想说我不该把无名的怒气撒到他们身上。可是我又能冲谁发泄，除了爱我的父母，又有谁会关心我的痛苦和伤悲。

大学是场噩梦，至少我的第一感觉是如此。一幢教学楼一桩图书馆，最旧的是图书馆，最新的是行政楼。绕完全校平均耗时一分，想多出半分钟？可以，走一步，退三步。宿舍呢，诸位可曾看过《越狱》？我们宿舍看的时候，就瞅着那位帅到不行的型男主角住的狱室挺眼熟。想了半天恍然大悟，这不就是依照我们宿舍的格局为蓝本设计出来的吗。

配套卫生间？休想！电风扇？你可以自带。热水器？天没黑，先别做梦。电视？用我们某个主管宿舍的主任的话，你们是来学习的，不是来旅行的。这种宿舍设施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几年住下来，我仿佛与世隔绝，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的面孔在我心目中常常犯混，瞅着有点眼熟，可到底是谁啊，不知道。

但是领导们不这样想，他们会在迎新会上自豪的宣布，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就是标准的小康社会。

幸好食堂的饭菜同样是矮子里面的侏儒，我胃里只装了一点开水供我吐。

军训的教官是个WS男，恶心八叽地说着一些劣质的黄色笑话逗的一群傻不隆咚的母鹌鹑笑得跟嗓子抽筋一样。其中一只军训结束以后还跟WS男同居了，打完胎出了小诊所就撞上她的“答铃”（她一想在人前这样称呼那个老鼠眼色狼）跟另一个小姑娘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亲亲我我，一受刺激，加上小诊所的医生都没有行医执照，也不知道是大学挂科太多没毕业还是出了医疗事故被吊销了行医执照，反正那个女生大出血，被送到医院抢救了很久才保住半条命。就在医院实习刚好碰上的学姐讲，就是人没事了，她以后也基本上没机会生小孩了。才二十岁不到，就已经刮了四回宫。

我们宿舍听说了以后曾在一次卧谈会上讨论到深夜，得出的结论是，此男该断命根，此女活该。原谅我们的冷酷和同情心匮乏，没脑子又随便的女人不值得任何人同情。帕丽斯?希尔顿可以像换一次性餐具一样换男友，世人嘲笑却没有异议，因为人家玩得起。

玩不起的我们还是好好学习吧。当初在招生广告上把医学院夸成一朵奇葩的院领导转脸就把它踩到了脚底下，大倒苦水说就业形势艰难，前景不容乐观。几个月前他可是截然的口吻。

“上贼船了，开始提醒我们是同一条线上的蚂蚱了。”我们宿舍四人相互交换了一个眼神，摇摇头，读书人一声长叹。

别人的大学是怎样我不知道，我的大学生活是高中的延续。每天六点半之前起床，洗脸刷牙整理内务，东西放在哪里都有严格的规定。七点钟开始早读，课表几乎都是满的，没课的时候大家多半在自习教室里看书。一开始我以为是大一的小孩比较乖，稳稳左邻右舍才知道很多在看书的都是大二大三的学姐，顿时深刻领悟“学医即意味着吃苦”绝非虚言。

我每天安静的上课下课，我对每一个人微笑，包括食堂里那位永远看上去就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欠了她钱的打饭师傅。我告诉自己要过得很好，吃饱穿暖，每天听着音乐微笑。可是我的大学没有对我微笑。

开学不到一个月，我丢了学校发的水瓶。我想，学校发的水瓶都一个样，我虽然在上面写了名字，但马虎的人也许没注意到。于是我去超市挑了一个大水瓶，上面用白色的修正液写了大大的“任书语”三个字，即使高度近视也该看的清楚。安然无恙了两个月，在某一天我上完课去食堂的水瓶存放处准备拎中午打好的水回去洗头，愕然发现水瓶已经不翼而飞。那天阳光普照，室内明亮如镜，我想给那位顺手牵羊者找天黑看花了眼的理由都觉得牵强。舍友安慰我，会还回来的，你的名字那么清楚，任谁看了都知道。可是直到大学毕业我也没有再看见我那只粉红浅蓝印有史努比图像的水瓶。我说我不生气，我只是惊讶他拿着那个水瓶有什么用，就不怕别人说你的水瓶上怎么会有别人的名字。事实证明，真有厚颜无耻到这地步的人。从此，我都是打完水以后直接回宿舍，哪怕是要往返的跑四楼。